1991年3月29日，刚摆脱半个多世纪幽禁的张学良飞抵纽约，迎接他的是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的遗孀蒋士云。
赵一荻被张学良刻意留在了旧金山儿子家中，他几乎是急不可耐地独自住进了蒋士云在曼哈顿公园大道的公寓。

张学良晚年对自己一生重要的女性有过一句著名的剖白：“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患难的妻子，蒋士云是最可爱的女友。”
这番类似“排座次”的坦白，丝毫没有顾及赵一荻的感受，也彻底揭示了蒋士云在他情感版图中不可替代的独特坐标。
1930年，张学良刚在中原大战中押对了宝，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权倾天下，是北平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蒋士云出身外交官家庭，父亲蒋履福是驻外使节，人称“蒋四小姐”，精通英语、法语，见闻广博，风姿绰约。
两人在一场社交舞会上相识，张学良一见倾心。当时，张学良已有原配于凤至，且正与赵一荻同居，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蒋士云发动热烈追求。
蒋士云当时正值双十年华，面对这样一位英俊多情的少帅，同样动了真情。

但是，这段感情很快触礁。
据蒋士云晚年对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追述，当她认真提出婚嫁时，张学良沉默良久最后说：于凤至坚决不允离婚，他不可能明媒正娶。
蒋士云心高气傲，她没有像赵一荻那样选择不计名分地追随，而是决然远走欧洲，斩断情丝。
唐德刚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时，认为蒋士云的离去对张学良打击颇大，因为这是他第一个在情感和理智上都无法完全掌控的女性。
1933年，张学良因热河失守下野，赴欧考察时在意大利与蒋士云重逢，此时蒋士云已决定嫁给刚刚丧偶的银行家贝祖贻。贝祖贻年长她近二十岁，已有六名子女，其中包括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张学良内心作何感想无人得知，但从那时起，两人将男女之情升格为一种贯穿余生、更为隐秘的相知与守护。

张学良被囚后，昔日故旧大多噤若寒蝉，唯有远在香港的蒋士云不惜代价开始营救。她利用贝祖贻的政商人脉，亲自去找宋美龄、宋子文，甚至戴笠疏通。1937年初，她获准前往奉化雪窦山探视。
这是张学良被囚后首次见到故人。蒋士云在1991年向《联合报》记者回忆那次见面：她带了整整一箱张学良爱吃的食物和书籍，走上山时，看见张学良站在中国旅行社的客房前，身形消瘦，但精神尚在。特务的监视如影随形，张学良对她说：“你来看我，我很高兴，但以后不要来了，免得受牵连。”
压抑的环境下，张学良吐露了不少心迹。
对于送蒋回南京，张学良悔恨交加，原话是：“我把自己送上门来，他还要怎样？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太相信人了。”
谈及不抵抗的骂名，张学良私下坚决否认是蒋介石直接下令，而是自己判断失误，但他当时说：“这件事，我不能说，说了我就是推卸责任。”
蒋士云说：“他这个人，太讲义气，政治上太天真。” 这句评语，后来被许多史家反复引用。
在雪窦山，张学良还向她透露，自己正在钻研明史，试图从王朝兴衰中寻找个人命运的答案。
蒋士云劝他宽心，他回了一句：“我就像一只笼中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飞出去。”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蒋士云，也成为她日后数十载奔走设法探望他的动力。

此次见面后，蒋士云随贝祖贻移居美国，张学良被转移至台湾继续幽禁。
1979年贝祖贻病逝，寡居纽约的蒋士云又开始为见张学良而努力。1980年，在多方协助下，她终于在台北一家餐厅与仍处软禁中的张学良见了面。一顿饭的功夫，相对无言多过互诉衷肠。
张学良后来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六十年来，家国如梦，所幸故人情重。”
1991年那场惊世骇俗的纽约之约，就是对这句话的回应。
张学良在蒋士云家一住就是三个多月，这是他从西安事变后最自由、最放纵的一段时光。蒋士云亲自照料他的饮食起居，让张学良天天摸八圈麻将，每逢周末便陪他去纽约的唐人街吃小笼包，还充当翻译让他接受外媒访问。
赵一荻在旧金山独守空房，曾在写给亲友的信中语带讥讽，指某些人“冒充最爱”。
蒋士云对此的反应极为冷静，她对上门采访的记者说：“我不愿伤害赵四小姐，她也苦了一辈子。但汉卿需要一点自由，就给他吧。”
就在这段无拘无束的相处中，张学良向蒋士云吐露了更多连赵一荻都不知道的隐秘心结。
蒋士云对《亚洲周刊》透露，张学良说在被囚的漫长岁月里，曾数次想过自杀，尤其是1950年代在井上温泉的时候，觉得生不如死，最终救他回来的，是宋美龄不断寄来的基督教书籍和信件。
谈到蒋介石，张学良的情绪极为复杂，一方面怨恨其背信弃义，但晚年研读圣经后又说：“我原谅他。”
蒋士云评价：“他就是这样，恨了一辈子，最后又心软。他永远是个不会记仇的大孩子。”

1991年6月底，赵一荻终于忍无可忍，从旧金山飞赴纽约，将张学良从蒋士云家中接走。
一段跨越六十年的情感纠葛，在现实面前戛然而止。
蒋士云晚年独居纽约寓所，客厅最显眼处始终摆放着她与张学良1931年在北平的合影。她对来访者说：“我认识他六十年，他这个人始终没变，还是那么重感情。所以，他才苦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