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了个最大的战略失误！”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曾警告中国：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不是南海争端，不是科技竞争，而是冷落了美国商界，如今6年过去了，真相真的如此吗？
 
2020年4月，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在一次公开访谈中，把“疏远美国商界”称作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他的依据并不复杂。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每当美国政府准备对华施加更大压力，波音、通用汽车等跨国企业往往会出来劝阻。
 
中国市场关系到订单、利润和股东回报，这些企业不愿看到政治冲突毁掉自己的生意。
 
2018年贸易战爆发后，马凯硕发现，美国企业没有形成足以扭转政策的阻力。于是他提出，中国失去了在美国内部最重要的一根支柱。
 
这段话后来被不断加工，逐渐变成一个更抓眼球的结论：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不是南海争端，不是科技竞争，而是冷落了美国商界。如今6年过去，真相真的如此吗？
 
很难简单回答“是”或者“不是”，马凯硕确实抓住了一个重要变化。过去美国企业愿意维护对华合作，并不是因为天然亲近中国，而是中国市场足够大，企业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当这种利益覆盖汽车、航空、零售、金融和电子产业后，企业便会通过行业协会、国会听证和政策游说，要求华盛顿控制摩擦。商界这层缓冲越厚，中美矛盾就越不容易迅速升级。
 
 
反过来讲，当企业觉得中国市场不再像从前那样不可替代，或者担忧经营风险超过预期，它们替中美关系发声的动力自然会减弱。
 
不过，马凯硕所说的“沉默”，多少有些绝对。2018年，美国商会曾公开反对加征关税，认为关税成本最终会落到美国消费者、制造商、农场主和牧场主身上，并要求美国政府与盟友共同处理经贸分歧，而不是依靠单边关税推进施压。
 
美国企业不是没有喊停，只是它们的声音，已经压不过华盛顿不断强化的战略竞争思路。真正的变化就在这里。过去，美国更多把中国当作一个庞大的增量市场，随着中国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通信设备、造船、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商业计算开始让位于产业竞争和技术安全。
 
当芯片、投资、供应链乃至普通经贸往来都被装进“国家安全”的框架后，美国企业即便希望继续赚钱，也很难依靠几轮游说改变政策方向。
 
它们能够争取豁免，能够要求降低关税，却无法要求美国战略界放弃对中国长期施压。到了2026年，这种矛盾更加清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6月发布的调查收集了175份企业答卷，其中95%的受访者认为，在华业务对维持全球竞争力仍然重要；72%的企业受到关税影响，约四成企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负面冲击，只有一半企业计划在当年增加对华投资。
 
这些企业没有集体离开中国，却也没有回到过去那种积极替中美关系踩刹车的状态。它们需要中国的市场规模、制造能力和创新速度，同时又担心政策变化、合规成本以及两国关系再度紧张。
 
 
这种状态更接近谨慎留下，而不是重新站队，贸易数据也说明，中美并未彻底脱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信息显示，2025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仍达到4147亿美元。
 
虽然较2024年明显下降，但几千亿美元的交易规模摆在那里，政治上的强硬口号并没有把企业订单、港口运输和消费需求完全切断。
 
由此再看马凯硕的警告，可以发现他说中了风险，却没有把原因讲完整。重视美国商界当然有必要。多一家愿意在中国长期经营的企业，就多一条利益连接和沟通渠道。
 
当美国出台损害企业利益的限制措施时，这些公司至少可能要求华盛顿保持克制。可中美竞争并不是几家美国企业受到冷落后才出现的，它与中美实力变化、中国制造业升级以及美国维护技术和产业优势的长期选择有关。
 
即使中国给予美国企业更优厚的经营条件，也不可能只靠商业好感换来美国停止技术限制。中国也没有选择关门。2026年6月公布的新一轮稳外资行动方案提出15项措施，涉及扩大服务业、金融和医药领域准入，便利跨境并购与数据流动，并要求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
 
这些安排已经表明，外资仍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美国商界是务实选择，却不能把它当成改变美国国家战略的“护身符”。
 
企业会为利润发声，也会在制裁压力、国内政治和安全审查面前退让。中国更需要做的，是让开放政策稳定落地，让依法经营的外资企业获得公平回报，同时把关键技术、产业链韧性和市场多元化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