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伦理站高位，当事道义有锅背——我亲历的人性险恶之一
1999年，我35岁。彼时，我在市委农工委担任办公室主任已有两年。那时的我，虽已身处单位中层，却终究年轻气盛，对人性的险恶与复杂缺乏足够的敬畏与体察，以至于在无意间，为自己招致了一场无妄之灾。
那是一个寻常的下午，我刚到办公室，财务室游、王两位女同事便神色匆匆地迎上来，压低声音对我说：“好在你这几天去外地开会了，没在单位，不然那位退休老同志非得给你好看不可。”
我一时有些发懵，不知自己究竟触了什么霉头，竟惹得退休老同志要兴师问罪。
事情的起因，源于单位里一位六十多岁的退休职工老黄。老黄没有职务，大家都这么称呼他。
六七年前，他不幸查出直肠癌并动了手术。因为直肠被切除，他只能靠腰部挂着引流瓶来排便。即便穿着宽松的衣服，身形也显得十分臃肿。生活中的诸多不便与肉体上的痛苦可想而知，但老黄生性豁达，总是笑呵呵的，同事们也都愿意与他开玩笑。或许正是这份乐观，支撑着他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然而，命运的残酷并未因此停步。有一天，老黄的妻子愁容满面地找到办公室，带着哭腔向我们求助。她说老黄去医院复查，发现癌症已经复发转移，到了晚期。住院花费巨大，她恳求单位能多报销一些医药费。当时的公务员医疗报销政策，是由单位向市医保办申请，再按比例拨付。我们单位人少，没有单设财务科，争取经费自然是我的分内之事。分管领导和我也表态会积极向上级争取。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机关单位的医药费本就紧张，即便癌症病人报销比例高，个人需要承担的部分依然是一笔巨款。
老黄的妻子泣不成声：“医生说已经没法手术了，只能保守治疗。老黄每天痛得死去活来，全靠打止痛针。这费用像流水一样，家里实在撑不住了，叫我怎么办啊……”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我们心里都清楚，癌症晚期已是无力回天，再多的钱砸进去，最终也不过是人财两空。但在生死面前，家属不能不管，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亲情与伦理的羁绊。
这些话太过沉重，谁也不忍心，也不好意思对一位绝望的家属说出口。
看着她那张被愁苦扭曲的脸，我终究没能忍住，脱口而出：“你可以考虑把老黄接回家中治疗，每天请医生上门打止痛针、吊药水。这只是个建议，你们回家和孩子们商量一下再决定。”
也许，她等的就是这句话。她喃喃地回了一句：“也只能这样了。”
我并未多想，只当这是一句出于好意的建议，毕竟最终的抉择权在他们自己。
后来，单位组织人事科去老黄家探望，我因事未能同行。听同事说，老黄已经瘦得脱了相，皮包骨头，虽然还能说话，但已是油尽灯枯。
国家没有“安乐死”的法律，癌症晚期的病人往往要在极度的痛苦中熬过最后的日子。我认识的人中，就有两位癌症患者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原区农业局局长，查出晚期后，为了免受折磨，用石头绑住自己跳河自尽，遗体好几天后才被捞起。听闻老黄的惨状，办公室里的人无不唏嘘，深感病魔的可怕。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当初那句冲口而出的“好心建议”，竟在日后留下了如此严重的后遗症。
财务室的同事告诉我，老黄在前几天去世了。几位退休老同志去他家吊唁时，得知老黄是在家里走的，顿时义愤填膺。他们指责老黄的家人“舍不得花钱”、“没有孝心”，不该把病人接回家等死。
面对指责，老黄的妻子脱口而出：“这是单位办公室主任说的，是他让我们把老黄接回家治病的。”
于是，一男一女两位退休老同志（其中还有一位是离休干部），气势汹汹地来到单位找我算账，要让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出这种“馊主意”？为什么不让老黄在医院里治病？万幸的是，那天我恰好不在办公室，躲过了一场质问与指责。
以我当年年轻气盛的脾气，若是当面撞上，恐怕免不了要争辩几句，甚至吵上一架，最终落下个“不尊重老同志”、“在办公室吵架”的恶劣名声。
听完同事的转述，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默默沉思，心中五味杂陈，既难受又委屈。真是祸从口出！
冷静下来剖析，那两位退休老同志并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他们是在老黄去世后才去探望的，既没有出钱出力，也没有经历过老黄妻子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他们轻而易举地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用完美的伦理标准去苛责家属，也指责我“冷血”。
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姿态，恰恰证明了在某些人眼里，伦理的形式远比真实的苦难更重要。
而老黄的妻子，为了转移家属的矛盾、逃避“不孝”的骂名，毫不犹豫地将我推了出去，当作挡箭牌，架在老同志们的怒火上烤。她全然不顾，我当初的建议，也仅仅是建议，纯粹是为了减轻他们家的经济负担，是为了他们好，而且决策是他们做出的。
好在，那两位老同志后来也没有再来找我理论。或许在激愤过后，他们自己也觉得有些心虚，或者觉得没有再追究的必要了。
但这件事，却让我对人性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趋利避害、推诿甩锅，人性的险恶与幽暗，实在令人寒心。
真可谓：
看客伦理站高位，当事道义有锅背。
子贡赎人坏人心，程朱灭欲天理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