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提到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它通常被视为中国近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开端。而你强调的“政治才是大事儿”，恰恰点出了洋务运动乃至整个晚清改革最核心的困境。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政治”如何决定了安庆内军械所的命运：


安庆内军械所成立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正是辛酉政变同年。当时曾国藩的湘军正与太平军在安庆激战。

直接动因是军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需要解决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问题。
深层动因是政治：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地方督抚看来，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对抗，更是关乎清王朝存亡的政治危机。他们意识到，传统的八旗、绿营已不可靠，必须依靠地方武装和近代武器来“自救”。

安庆内军械所完全是一个官办机构，由曾国藩直接掌控。

它不追求利润，不计算成本，所有产品（如子弹、火药、蒸汽机、小火轮“黄鹄号”）直接供给湘军。
它网罗了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第一代科学家，但这些人没有决策权，只是技术工具。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曾国藩这样的政治人物手中。
它的存在依赖于曾国藩的个人权威和政治地位。一旦曾国藩离开或失势，这个机构就可能难以为继。

这正是你所说的“政治才是大事儿”的集中体现：

维护皇权与旧秩序。洋务派的根本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用西方技术来加固清朝的封建统治，而不是改变政治体制。
需要配套的现代体系。制造近代武器需要现代工业体系（钢铁、能源、交通）、现代教育体系（培养人才）、现代财政体系（稳定拨款）乃至现代政治体制（高效决策、法治保障）。
安庆内军械所虽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轮船，但它始终是一个“政治特区”里的试验品。它无法带动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因为它被牢牢锁在“为政治服务”的笼子里。当政治目标（如镇压太平天国）阶段性完成后，其发展动力就迅速衰减。

安庆内军械所存在时间很短（1861-1865年左右），之后其人员和成果被并入规模更大的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创办）。
从安庆到上海，从曾国藩到李鸿章，这背后是湘系与淮系政治势力的消长。
江南制造局虽然规模更大，但同样陷入了“官办”的泥潭——衙门作风、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技术依赖外国。最终，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这种“政治挂帅”的洋务运动的破产。

对于安庆内军械所而言：

它的诞生是政治危机（太平天国）的直接产物。
它的运作完全服从于政治权力结构（曾国藩的权威）。
它的目标不是发展经济或改善民生，而是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统治。
它的失败根源在于：试图用技术手段解决政治体制问题，却拒绝触动政治体制本身。
所以，你这句话非常精准。在晚清，任何“大事”（如办工厂、建海军、修铁路）最终都绕不开“政治”这个核心。安庆内军械所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单纯的技术引进和工业建设，最终只会沦为旧政治游戏的工具，而无法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可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同样是后发国家，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样始于军事改革）能够成功转型，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失败了？答案或许就藏在“政治”这两个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