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了个最大的战略失误！”新加坡外交专家马凯硕曾向中国发出提醒：“中国近些年有一个最大的战略失误，那就是是疏远了美国商界，”六年多过去再审视，这一判断放在二〇二六年仍能经得住现实检验吗？

国际关系里常见这样一幕：政客在台上拍桌子，企业家在台下按计算器。口号可以喊得震天响，订单却只认市场、成本和利润。
马凯硕当年的提醒之所以引发讨论，不是因为美国企业突然不来中国做生意，而是因为美国商界曾经具有“刹车片”作用。过去华盛顿准备对华强硬时，一些大企业会担心市场和供应链受损，主动劝政客别把生意桌掀了。
在马凯硕看来，贸易战爆发后，美国商界公开反对强硬政策的声音明显减弱。中国与美国商界的距离拉大，等于削弱了中美关系中的一根缓冲带。
这番话放到二〇二六年，仍有一半值得认真听，另一半则需要重新校准。美国企业没有集体离开中国，中国也没有把美国商界关在门外，但美国企业愿意在华赚钱，并不等于它们一定愿意在华盛顿替中国挡风。
二〇二六年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调查显示，受访企业中有百分之五十七计划增加在华投资，百分之五十二仍把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投资目的地。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预计二〇二五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认为中国投资环境有所改善的比例升至百分之三十九。
这组数据很直白。若说美国商界已经被中国彻底“疏远”，那么这些企业一边追加投资，一边继续盈利，岂不是把自己的钱包演成了反向教材？
进博会的现场也很说明问题。二〇二五年第八届进博会上，美国企业参展面积连续第七年位居各国首位，美国农业、医疗、航空和消费品企业照样忙着找客户、谈合作，展台前的热闹程度，并不像一场商业告别会。
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二〇二五年中美进出口仍达到四点零一万亿元。经贸关系当然有摩擦，但如此规模的产业联系，不是一根网线，拔掉插头便能各回各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二〇二六年六月调查了一百七十五家会员企业，百分之九十五的受访者认为，在华业务对保持全球竞争力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原因并不神秘，中国拥有完整产业体系、庞大消费市场、丰富应用场景和快速迭代的创新生态。
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不仅是销售柜台，也是一间高强度“健身房”。在这里经受过成本、技术和本土竞争考验的产品，走向其他市场时往往更有底气。
不过，马凯硕的警告并没有因此失效。同一份调查也显示，只有一半企业计划当年继续在华投资，百分之七十二受到关税影响，约四成企业认为美国出口管制对其在华经营造成负面作用。
这说明真正搅动生意的，不只是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关系，还有美国国内政治、安全泛化和技术限制。美国商界如今即使舍不得中国市场，也未必有足够力量改变华盛顿的战略轨道。
美国企业首先对股东负责，不是国际关系里的义务消防队。市场有利润，它们就来；政策风险升高，它们就减速；若指望每家企业都披上斗篷替双边关系灭火，多少有点把董事会当成了外交部门。
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也说明政策方向并非疏远外资。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已经清零，二〇二六年六月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又把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跨境融资、研发中心和政府采购公平待遇列为重点。
商务部截至二〇二六年六月已召开五十场外资企业圆桌会议，累计有两千多家次企业参加。这样的机制不是请外企来喝茶拍照，而是把企业的堵点、难点摆到桌面上，能解决的抓紧解决，该完善的制度继续完善。
当然，开放也不能只看大门有没有打开，还要看进门后能否顺畅经营。市场准入、政策透明、政府采购、公平竞争和数据流动，仍是部分外企关心的问题，认真回应这些诉求，既是稳外资，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因此，马凯硕当年的判断并非完全过时，但把中美关系恶化主要归因于中国“疏远美国商界”，显然把复杂棋局说成了一步臭棋。美国对华遏制有深层战略动因，企业声音减弱只是其中一个现象，不是全部原因。
真正值得吸取的经验，是既不能把发展希望寄托在美国企业替中国说话，也不能忽视工商界对稳定双边关系的积极作用。中国要做的，是以更稳定的政策、更公平的环境和更高水平的开放，让合作力量愿意留下，也让各种“脱钩”口号在真实账本面前显得越来越尴尬。
说到底，最可靠的战略筹码不是求人当说客，而是把自身市场做大、产业做强、创新做实。只要中国继续提供增长机会和确定性，美国企业就会明白，同中国合作不是照顾谁的面子，而是一笔很难拒绝的好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