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属物理学、材料科学、工程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这说的就是陈能宽。1923年生在湖南慈利，那地方山多田少，他小时候见过战乱里没饭吃的惨状，心里憋着一股“科技能救国”的劲。1946年从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第二年就去了美国耶鲁，拿硕士和博士跟吃饭一样利索，1950年那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副研究员，工资高、实验室设备全是新的，美国同事劝他留下来，说回去连台像样的金相显微镜都摸不到。他没吭声，收拾了行李带着老婆孩子挤上了回国的船，那时候抗美援朝刚打响，美国对理工科留学生卡得死紧，他能回来纯粹是拿命赌了一把。

回国进了中科院应用物理所，他正埋头搞金属单晶体形变研究，天天在实验室熬到半夜，盯着显微镜下铝单晶的滑移线发呆。1960年5月的一天，李觉将军找他谈话，绕了半天说“国家要搞个新产品，你负责爆轰物理行不行”。他当场愣了，自己是搞金属物理的，连炸药都没碰过，原子弹这三个字只在报纸上见过。钱三强在旁边递了根烟，说“中国人谁也没搞过，不会就学，总得有人开头”。他接了任务，第二天就把金属物理的笔记锁进柜子，调去了二机部九所，当了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那时候九所还在北京城郊的一栋旧楼里，冬天暖气不足，他和年轻人裹着棉大衣算数据，手摇计算机摇得齿轮都磨出了豁口。

爆轰物理是个啥？说白了就是怎么用炸药把核材料瞬间压缩到临界状态，差零点几微秒，原子弹就响不了。国外资料全封锁，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把图纸烧得一张不剩，连草稿纸都带走了。陈能宽带着人从俄文的《炸药化学》啃起，白天在野外做冷实验，用模拟材料代替核部件测波型，晚上回来对着示波器的曲线吵架，有时候争到脸红脖子粗，转头又凑一块啃馒头。他提出用多次反射法测爆轰波传播速度，没有高精度计时器，就用秒表掐，反复测几十次取平均值。1963年搬到青海金银滩，海拔3200米，水烧到80度就开了，米饭煮出来夹生，很多人高原反应吐得厉害，他抱着氧气袋在车间盯精炼炉的焊接，脸上紫得发青也不下去休息。

金银滩的冬天零下三十度，风吹石头跑，实验场地的帐篷被掀翻过好几次。他带着工人自己焊钨片炉，没有不锈钢管就用普通钢管代替，漏了就补，补了再漏，直到凑合能用。核材料的杂质控制是死命令，高浓铀里的硼、镉含量得控制在十亿分之几，他们拿着光谱仪一遍遍扫，眼睛熬得通红。1964年10月16日凌晨，罗布泊的铁塔已经立好了，他穿着防化服爬上去装雷管，螺丝拧到最后一颗，手抖得握不住扳手，深吸了几口气才稳住。下来的时候衣服全湿了，坐在观测掩体里盯着表，蘑菇云起来的那一秒，他没喊没叫，掏出兜里皱巴巴的家人照片看了半天，眼泪掉在防尘口罩上，洇出一小片湿痕。

后来搞氢弹，他转去管特殊材料冶金和实验核物理交叉的那块硬骨头，聚合爆轰波的人工热核反应研究拿了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可证书锁在抽屉里，他还是天天往车间跑。1980年评上中科院院士，记者来采访，他说“我就是个打杂的，材料出问题我得顶着，爆轰出岔子我得兜着”。1999年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揣回家放柜子上，转头就跟老伴说“这玩意儿沉，不如当年在金银滩喝的那碗热面汤实在”。2016年走的时候94岁，床头还压着1960年九所的第一张分工表，名字用红笔圈了个圈，墨迹都淡了。

这些人哪有什么超能力，不过是年轻时在异国他乡见过人家的坚船利炮，回来甘愿把名字藏进大漠风沙里，把一辈子的专业底子砸进看不见硝烟的战场。金属冷冰冰的，他们捂热了，材料不会说话，他们替它站了出来。我们现在能安安稳稳刷手机、聊闲天，背后是他们在简陋的钨片炉前熬掉的无数个通宵，是手摇计算机摇出来的几卡车算纸，是金银滩的风刮在脸上生疼也不敢退的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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