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解放军在福建剿匪时，在山林中遇到了4个女学生，战士们好心为她们指路，谁知教导员却骂道：“她们4个，都不是好人！”
 
 
1950年4月，福建三元县，老虎山。
 
 
林子密得透不进几缕光，解放军三野29军261团一个班的战士正摸黑侦察。拐过一片灌木丛，班长猛地停下，前面几间破草房门口，站着四个年轻姑娘，清一色短头发，正凑在一块儿嘀咕。
 
 
战士们悄悄围上去。姑娘们扭头看见来人，倒不慌张，张嘴就是一口北方话，说自己是从北方“随军南下的学生”，正在执行“保密任务”。
 
 
战士们看是几个女孩子，也没多想，指了条下山的路就回了营地。
 
 
汇报时顺嘴提了这事。坐在旁边的张教导员一听，猛地抬头：“你们说什么？四个短发姑娘？北方口音？”
 
班长点头。张教导员“啪”地拍了桌子：“刚解放的农村，哪有妇女剪短发的？上级怎么可能派几个女同志到土匪窝里执行任务？你们这是把敌人放跑了！”
 
 
消息报到三元县剿匪指挥部，总指挥吉乐山立刻联想到前两天夜里一架飞机在老虎山上空转了半夜。那时候没有雷达，全靠耳朵听，那不是普通飞机，是台湾那边派来的空投。
 
 
那四个“女学生”，十有八九是跳伞下来的空降特务。吉乐山当即下令围山，可部队赶到时草房里只剩灶台上温热的饭菜，人早没影了。
 
 
她们的任务是协助当地匪首余大昆。这人祖上四代都是土匪，自己还在国民党军队当过排长，枪法准，下手毒。
 
 
回老家后勾结另一个匪首林世球，专门贩卖红军家属，年轻女眷五百块银元一个往外卖，遇到反抗的直接灭门。
 
 
因为枪法好、心肠硬，手下人给他起外号“铜菩萨”，听着像尊佛，其实吃人不吐骨头。
 
 
1950年1月28日，261团二营解放了三元县城。老百姓以为好日子来了，可余大昆根本没打算收手。
 
 
2月里的一天，剿匪部队进村调查红军家属被害案，赤卫队员罗武朝主动给部队带路，指认了遇害乡亲。这事儿传到了土匪耳朵里。
 
 
半个月后一个晚上，几十个土匪摸黑冲进罗家，一枪打死罗武朝，又把他19岁的儿子罗坤仔也毙了。父子俩的头被砍下来挂在树上，房子一把火烧光。
 
 
家里只剩下19岁的儿媳妇陈顺娥和13岁的小姑子罗桂莲。姑嫂俩捧着父兄沾满血的衣服，一路哭着走到县城，跪在政府门口求做主。
 
 
陈顺娥嗓子哭哑了：“人没了，要钱有什么用？只求杀了余大昆替我们报仇！”
 
 
吉乐山亲自接待，当场拍板组织联合围剿。可围剿还没开始，内部先出了事，三元县大队副大队长王水仙，带着一个班叛变投了余大昆。他知道全部兵力部署，这一倒戈，之前的计划全废了。
 
 
更要命的是，那四个空降特务不光带来了人，还带来了电台、密码本和美制武器。她们教土匪正规化作战，余大昆的匪帮一下子有了指挥体系。国民党飞机不断空投补给，土匪火力一度压过剿匪部队。
 
 
6月初，土匪在黄沙港沙溪河畔伏击了部队运输船队，三船弹药和棉衣被抢走，两名押运战士牺牲。民兵队长刘反成带人赶来支援才没让损失更大。
 
 
没几天，土匪又偷袭莘口区公所，文书吴仙海本来打算做内应，结果传错了暗号计划暴露。区长黄维泉赶紧处置叛徒，带着十几个老兵死守，硬是打退了上百名土匪，击毙三十多人。
 
 
吃了亏，余大昆换了打法，不跟部队硬碰，专挑地方干部下手。居阳区委书记冀金贵、莘口农会主任张如荣先后遇害。土匪还在墙上用血写字，吓唬老百姓不让参加农会。
 
 
那四个空降特务后来去了哪里？有的说完成任务撤了，有的说一直藏在余大昆匪帮里帮着指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们一出现，剿匪就从打土匪变成了打有组织、有装备、有指挥的匪特联合体。
 
 
部队改变策略，发动群众。陈顺娥被推选为妇女剿匪小组长，带着乡亲们送情报、带路。
 
 
1950年11月，国民党飞机又来空投，261团根据飞行方向和空投位置迅速锁定土匪活动区，发起突袭。12月，吉乐山连夜赶了40多里，拂晓包围曹源村，余大昆老巢。余大昆提前上了山，但势力已被大大削弱。
 
 
到1951年，福建全省剿匪基本结束。据统计，仅1950年一年，福建就发现37处空投点、12个特务小组。那四个短发“女学生”只是其中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