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位在上海市档案馆查资料的市方志办的女同志突然嚎啕大哭，吓坏了一众工作人员。她举着一摞信哭着说“这是我爸爸写的，我要带走”。

主要信源：（内蒙经济网——这些红色书信，字字滚烫）

2001年，53岁的女子查阅工运资料时，发现一捆署名“孝和”、写给“英妻”的旧信，认出是父亲笔迹。

当场嚎啕大哭，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工作人员赶紧跑过来，以为她出了什么事。

她举着那摞信，浑身哆嗦，嘴里反复说着“这是我爸爸写的，我要带走”。

谁也想不到，这个在档案馆里哭得像个孩子的女人，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一面。

她叫王佩民，是革命烈士王孝和的遗腹女，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牺牲21天了。

1948年4月，因为叛徒出卖，王孝和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监狱，那时候他的妻子忻玉英正怀着八个月的身孕。

特务闯进门的时候，忻玉英跪在地上拉着丈夫的裤腿，求他躲一躲。

王孝和把她扶起来，只说了一句“我走了，同志们怎么办”，就被带走了。

在监狱里，特务对他用了各种酷刑，他疼得死去活来，但一个字都没吐露。

后来特务没办法，只好把他关起来，等着审判。

从被捕那天起，王孝和就开始给妻子写信，他知道妻子不识字，但他还是一封接一封地写。

他觉得只要笔还在动，自己和外面的世界就还连着，那些信写在粗糙的纸上，有的是从烟盒上撕下来的，有的是狱友留下的废纸。

他在信里跟妻子说牢里的饭菜还行，让她别担心；说天气凉了，让她多穿件衣裳；说自己算着日子，孩子快生了，让她一定保重身体。

他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佩民”，意思是心里永远装着人民。

他还跟妻子说，等自己出去了，就带她去吃大闸蟹，说她怀孕嘴馋，该吃点好的。

这些话写得那么平常，就好像他真的能等到那一天似的。

可实际上，他写这些信的时候，身上全是伤，手指头都被打断了，写字的时候笔都握不稳。

1948年9月30日，王孝和被押赴提篮桥监狱刑场。

行刑前，法警让他跪下，他挺直了腰杆说“我是光明正大死的，不能跪”。

有个记者拍下了他最后的样子，他双手被反绑着，穿着破旧的白衬衫，脸上竟然带着笑。

那种笑不是苦笑，也不是假装镇定，而是一种很平静、很笃定的笑。

这张照片后来登上了《纽约时报》，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24岁的中国年轻人在死亡面前的样子。枪响之后，他倒下了。

21天后，他的二女儿王佩民出生了，而距离上海解放，只剩下8个月的时间。

王佩民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英雄父亲，但这个父亲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一张照片、一块墓碑。

她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最初很不理解父亲，觉得他太狠心了，怎么就能丢下母亲和未出世的孩子不管。

这种不理解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她53岁那年，在档案馆里看到了那47封家书。

那些信让她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父亲不是不爱他们，恰恰是太爱了，才会在生命的最后163天里，用尽力气写下这么多牵挂。

他在信里跟妻子说，如果有合适的人就改嫁，他不会怪她，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

他给父母写的遗书里说，自己不能尽孝了，但死而无憾，因为是为正义而死。

他给难友写的信里说，前途是光明的，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

这些字句穿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终于递到了女儿手里。

王佩民抱着那些信哭了很久，她终于知道父亲笑起来是什么样子。

知道他听说要做父亲那天有多高兴，知道他其实一直在想着她们娘俩。

1994年龙华烈士陵园扩建的时候，王佩民提了一个请求，她想看看父亲的遗骸。

工作人员打开棺木，里面只剩下几根白骨，她趴在棺材边嚎啕大哭，喊了一声“爸爸，我是佩民啊”。

那一年她已经46岁了，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父亲。

后来她在一档电视节目里读了作家刘亮程的《先父》。

读到“我活到你死亡的年龄，我想我能过去这一年，就比你都老了”这句话时，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她活过了父亲牺牲时的24岁，活到了父亲永远活不到的年纪。

而那些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里的47封家书，每一封都落着“王孝和”三个字，笔画有些抖，像是趴在硬床板上写的。

它们安静地躺在档案架上，等了半个多世纪，终于等到了那个从未见过父亲的小女儿，亲手把它们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