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铁人”王进喜已经快不行了，胃癌晚期，在北京住院，那一年他拍了这辈子最后一张全家福，跟老婆王兰英，还有几个孩子，坐一块儿，硬撑着笑了笑。

主要信源：（共产党员网——铁人王进喜：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1970年，王进喜躺在那张窄窄的病床上，身体已经被胃癌折腾得不成样子。

他试着挺直腰板，可额头上不断冒出的汗珠子和深深凹下去的眼睛里透出的疲惫，怎么也藏不住。

妻子王兰英站在床边，三个孩子围在身边。

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刻，王进喜使劲咧嘴想笑一下，但那笑容怎么看都带着一股勉强。

这张照片，成了他和家人最后一张全家福。

拍完照不到一个月，1970年11月15日深夜，王进喜在北京走了，才47岁。

王进喜6岁就拉着瞎眼的爹沿街要饭，15岁跑到玉门油矿当童工。

直到1949年玉门解放后，他成为第一代钻井工人。

1959年，王进喜作为劳动模范去北京开群英会。

走在街上，他看见公共汽车顶上全都驮着大煤气包，因为国家缺油，汽车只能烧煤气。

那个画面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心窝子，他回去就写了请战书，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来。

1960年3月，他带着1205钻井队从玉门出发，奔向了大庆萨尔图。到了那儿一看，头顶上是青天，脚底下是一片荒草甸子。

钻机运到了，可吊车、拖拉机啥的都缺，60多吨重的设备像一座小山似的堆在火车站。

王进喜带着全队30多个人，用肩膀扛，用撬杠撬，用大绳拉，硬是靠人拉肩扛，把上百个部件一点一点挪到了几公里外的井场。

连着干了三天三夜，设备总算立起来了，可开钻还得用水。

王进喜带着人找到附近一个水泡子，砸开厚厚的冰层，拿出脸盆、水桶，连安全帽都摘下来当工具，一盆一盆地端。

五十多吨水，就这么靠最原始的办法运到了井场。

1960年4月14日，萨55井正式开钻，仅仅5天零4个小时之后，大庆油田的第一口生产井喷出了工业油流。

“铁人”这个称呼，是拿命换来的，打第二口井的时候，王进喜的腿被钻杆砸伤了，可他拄着拐杖照样在井场上指挥。

钻到大概七百米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井喷。

压井需要重晶石粉，可现场根本没有，有人提议往泥浆池里加水泥，水泥倒进去却沉在池子底下搅不开。

王进喜二话没说，扔了拐杖，大喊一声“跳”，第一个跳进了齐腰深的泥浆池。

那是东北的春天，泥浆冰凉刺骨，里面掺了大量火碱，烧得人皮肤生疼。

几个年轻工人也跟着跳了进去，用身体当搅拌器，3个多小时后，井喷终于被制住了。

房东赵大娘看到这一幕，哭着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

从这儿以后，“王铁人”这个名字就传遍了全国。

地位变了，可王进喜的底色一点没变.他当了大队长、副指挥，还当选了中央委员，但他很少坐在办公室里。

他还是那身老羊皮袄，背着干粮袋，跑遍荒原上每一个井队。

每月89块5的工资，他固定给老家母亲寄40块，剩下的多半接济了生活困难的工友。

妻子王兰英一直在服务队干杂活，有人劝他给妻子办一下转正，他摆摆手说，我是干部，更要守规矩。

这种长期的透支一点一点啃噬着他的身体。

1970年4月，他胃疼得实在受不了，被紧急送到北京，确诊为胃癌晚期。

当领导把病情告诉他的时候，这个面对井喷都没眨过眼的汉子平静地说，癌症也是个纸老虎。

治好了，我回大庆再干它20年，治不好，你们也能积累些经验。

生命的最后7个月，他的心一刻也没离开过大庆。

每当有领导或工友来看他，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工人们学习怎么样了，打了多少新井。

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住院期间组织上给他的补助款和一张记账单，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一分钱都没动。

他说，这笔钱，请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

47年的人生，30年跟石油打交道，他从旧社会的“十斤娃”，变成了新中国石油工人的一面旗。

1963年，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这背后，是王进喜和他代表的几万石油工人用命换来的。

那张1970年的全家福，如今就摆在大庆铁人纪念馆里。

他兑现了“宁可少活二十年”的誓言，却没兑现对家人的陪伴。

王进喜这一辈子，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油田，对得起工友，唯独对不起自己的家。

他走了以后，留下的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要让国家挺起腰杆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