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底的一天，有一个日本班长因为在战场上被刺伤手，被押送参加运粮。在离芙蓉山只有百余米远的地方，突然有四个俘虏冲上来抱住学生兵，其余的一齐上来夺枪，随后分散往大山深处逃窜了。

1944年初，湘乡春元中学学生何振球，和好友一起参加抗日救国，被招进特训营接受特殊训练，他也因此成为150名青年学生军中重要的一员。

“当时的条件，不是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能进学校读书。”何振球回忆，1930年出生时，他家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的石马村（即今扶冲村）曾家湾算是比较好的，不仅在罘小学读完了小学，还被送到了相距不远的湘乡县春元中学读初中。“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大量的进步青年，也了解到了当时宁乡抗日的形势，正在寻找投身抗日的机会。”

1943年12月，别动军第四纵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所辖，又称正）在宁乡举办沦陷区青年训练班，专招年青学子进行强化训练，结业后投入到田坪中美特训班第五期接受继续锻炼。

“中美特训班分营以上干部队和学生队，其中一队即干部队，又叫，二、三、四队为军士队，五队为学生队。”何振球说，田坪中美特训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看守从各战场抓获的日本俘虏。

“多年前，我就想再去看看当年的特训营，但据说现在都已经荒废了。”何振球回忆道，当年的特训营在上流乡田坪里的长塘大地主陈保珍的住宅。“从各地送来的战俘，在这里稍做停留之后就会解往洪江转送重庆，或解往第九战区等地，起初路线为杨家滩到宝庆（今邵阳），再由宝庆转送重庆。之所以最初的俘虏会送往宝庆呢？那是因为美国44航空大队驻防在那，他们签收后会专门安排车辆经洪江转重庆。车队的队长是一个大胡子，每次都是他亲自签收并驾车来，宝庆沦陷后，这条路线就不能再用了，所有的俘虏改走桥头河，再经新化、溆浦的烟溪到辰溪，再转汽车外运。”

1944年元月开始到日本投降期间，指挥部共向重庆转送俘虏250人。从1943年算起，四纵队生俘日寇总人数，除解送重庆的250人外，另外900余名俘虏分别被移交第六、九战区及四方面军。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押送抬粮食的俘虏。”何振球对笔者说。别动军第四纵队的粮食是由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直属兵站分拨下来的，全部是稻谷。四纵队便在驻地五六里外的芙蓉山下，临时设立了一个碾米厂，用木制的推子把稻谷碾成大米。

何振球回忆道，当时共有12个日本俘虏，每两个人抬一个麻袋，从指挥部到碾米厂，负责监运的是4名学生兵，除了他以外还有谢迪佳、彭沅兵等3人，4人的年纪都在十四五岁之间。“要按现在来说，我们都还是初一学生呢。”何振球说，当时属于非常时期，军官队和军士队都另有重要任务，指挥部便安排我们来做这项工作。

“前几次都还好，但6月底的一天，出了大事。”何振球说。有一个日本班长因为在战场上被刺伤手，被押送到指挥部后，前几次都没有参加运粮。但这一天，他参加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商量好了，在离芙蓉山只有百余米远的地方，突然有四个俘虏冲上来抱住我们，其余的一齐上来夺枪，随后分散往大山深处逃窜了。”

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何振球等4人猝不及防。别动军第四纵队少将指挥何际元得知这一情况后大怒，责令特务队长戴模宗立即组织追捕，找回俘虏和枪支。

“我们当时就没有被安排进追捕行动了。”何振球回忆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他也是从其他士官那里听说的。“不过，场面很热闹，直到第二天，12个人的下落才全部搞清楚。”

戴模宗当时立即组织力量在四处设卡，但田坪四周山高林密，又是晚上，搜索队员直到次日凌晨才抓获一个日本俘虏带回来关在特务队。

据说，有两个受伤的俘虏，到山塘边喝水时被淹死；有两个逃到梅溪的坳头坡里，被群众发现后用各类农具打死；有一个逃到流沙河张氏祠堂后山的红薯地，在偷吃红薯时被群众发现，被附近的乡亲们围起来后乱棍打死，其余的都饿死在深山野林中。

“当时，指挥部对待俘虏的政策是不虐待俘虏，争取俘虏认罪，但他们暴力袭击我们，抢夺我们的枪支，就从俘虏又变成了敌人。”

“日本投降以后，还有40多名俘虏，全部被就地移交给当时的宁乡县政府了。”何振球回忆道，自己在青年特训班的这段时期，主要工作除了锻炼就是看守俘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四纵队调往长沙市五里牌整编。当时还只有15岁的何振球编入部队序列，任连级军械员，后随何际元部队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21兵团序列。晚年回忆抗战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