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于右任专程从台湾赶回重庆接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到了门口才知道，她们几天前刚去了成都，谁能想到，他冒死逆行，却与与至亲擦肩而过，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让无数人泪崩......

1964年11月的台北，86岁的于右任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作为执掌监察院近30年的民国元老、享誉海内外的“一代草圣”，他身后留下一个紧锁多年的铁箱，身边人都暗自猜测，里面定然藏着珍贵字画、万贯家财。

可当长子于望德当众开箱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没有金条，没有古董，连半张存折都找不到，只有几本写满字迹的日记，一叠泛黄的欠条，还有一双针脚细密、早已磨得发旧的黑布鞋。

这双鞋是于右任的结发妻子高仲林亲手缝制的，没人能想到，这位身居高位的民国大人物，晚年最珍视的家当，竟是这么一件普通旧物；更没人想到这双布鞋的背后，藏着一段横跨二十多年、隔着一道海峡的终生遗憾。

时间倒回1949年深秋，重庆朝天门码头挤满了仓皇撤离的人群，71岁的于右任却逆着人流，踉跄着往城里赶，他刚从台湾冒险飞回来，一路顶着时局动荡的风险，唯一的念头就是接走留在重庆的妻子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

几个月前国民党败退之势已定，于右任本打算留在大陆，却被特务强行架上飞机送往台湾，仓促之间于右任连和妻女当面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到了台湾后他寝食难安，打听到妻女还在重庆老宅等他，便不顾众人劝阻，执意冒死折返。

于右任满心以为推开家门就能看见妻儿的身影，可院门推开，只剩满院落叶、满屋灰尘，邻居告诉他，母女俩守着空屋等了十几天，眼看城内局势越来越乱，三天前刚动身前往成都避难。

三天放在今天，不过是一趟高铁的距离，可在兵荒马乱的1949年，没有即时通讯，没有顺畅交通，这三天就成了跨不过的天堑，于右任扶着门框站了许久，半天说不出一个字，他不死心又连夜赶去成都，可当时成都已经全城戒严，他连城都进不去，隔着一道城墙，他知道妻女就在里面，却连一面都见不上。

等到重庆局势彻底失控，最后一班撤离的飞机停在机场，随行人员反复催促，他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这座城市，临上飞机前，他还拉着旧友反复叮嘱：要是见到他的妻女，一定让她们等着，自己迟早会回来接她们，可他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到了台湾后，于右任拒绝了蒋介石安排的豪华官邸，独自住在青田街一栋破旧的日式老屋里，他身居高位，日子却过得异常清贫：牙疼得厉害，医生建议装假牙，八千块的医疗费他掏不起，只能硬扛；生病住院，听说一天住院费要上千元，他急着要出院，副官不忍心，骗他一天只要一百块，他才肯勉强住下来。

不是于右任没有收入，是他手里的钱，大多接济了找上门求助的同乡、后辈和落魄故人，别人开口借钱，他总不好意思拒绝，到最后自己反倒要靠向副官借钱度日，每月工资发下来，转眼就见了底，箱子里的那些欠条，大多是平日里应急凑出来的。

于右任心里最放不下的，始终是大陆的妻女，他托了所有能托的关系打听消息，整整花了七年，才辗转联系上已经回到西安老家的高仲林母女，知道她们平安度日，他悬了多年的心才放下，可隔着一道海峡，连见一面都成了奢望。

于右任定期托人给妻女捎去生活费，每次写信都要问遍家里的琐事，1961年高仲林八十大寿，于右任在信里感慨，自己没法回去给老伴祝寿，想想就心里发疼。

这件事后来被周恩来总理知晓，特意安排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带人前往西安，按当地风俗给高仲林办了寿宴，消息辗转数月传到台湾，于右任拿着回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当场落了泪。

也是那些年里，高仲林亲手缝制了布鞋和粗布袜，托人几经周转送到台湾，于右任收到后，一直珍藏在铁箱里舍不得穿，想起来就拿出来摩挲上面的针脚，像摸着几十年前两人相守的日子。

1962年，83岁的于右任病重卧床，自知时日无多，他在日记里写下遗愿：死后要葬在玉山或阿里山树木茂密的高处，这样就能天天望着大陆，辗转难眠的深夜，他写下了那首流传至今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他还在日记本上特意注明“天明作此歌”，这是他写给自己，也写给故土的最后告白。

两年后于右任在台北病逝，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阳明山上，墓碑朝向西北，正对着大陆的方向。

而在西安的老宅里，高仲林总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朝着东南方向静静凝望，晚辈问她在看什么，她就说，你大爷去了很远的地方，过些日子就回来了，她等了一年又一年，女儿于芝秀1971年先她离世，九十多岁的高仲林依旧守着空屋等候，1972年，高仲林在老宅安然离世，到闭眼的那一刻，也没等到丈夫归来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