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道光发现国库原本1000多万两银子，竟然丢了925万，愤怒的他给官员下令：“你们必须赔钱，不然就下诏狱杀头。”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六十二岁的道光皇帝原本心情不错。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虽然赔了钱、割了地，但国库账面上好歹还有一千多万两银子。对于一个以节俭出了名的皇帝来说，这点家底是他最后的底气。
 
然而，定郡王载铨和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的一份联名密奏，把他从这仅存的好心情里硬生生拽了出来。
 
奏折里说得很直白：国库里那点银子，全是假的。
 
道光帝起初不信，当即命刑部尚书惟勤带人彻底盘查。结果报上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懵了。按账册记载，户部银库应有存银1218万两，可实际清点下来，只剩293万两。整整925万两白银，人间蒸发了。
 
九百万两是什么概念？《南京条约》里赔给英国的款项折合白银约1400多万两。也就是说，国库被人偷走的这笔钱，相当于赔款总额的六成多。一个国家刚刚打败仗、签完条约，正需要用钱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钱库早就被搬空了。
 
道光帝气得在上谕里写道：“这种事从古到今都没听说过！朕看完这份奏折，简直气炸了！”他质问群臣：国家正经的钱粮，你们胆敢上下串通、任意攫取，这不是丧心昧良是什么？这不是背国盗贼是什么？
 
可这九百万两银子到底是怎么没的？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道光二十二年秋天，京城开钱庄的张亨智想给儿子张利鸿捐个官。清朝有“捐纳”制度，花银子就能买官衔，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张亨智的弟弟张诚保正好在户部银库当库丁，说白了就是看库房的，但户部银库的库丁必须是旗人，经过严格选拔才能上岗。兄弟俩一合计，觉得这事好办。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张亨智托姐夫周二把11474四两银子分成十一个口袋，送到户部报捐。当天来捐官的人太多，一直忙到傍晚才轮到张利鸿。周二让帮手张五把银袋一袋一袋往库门里送，库里的张诚保负责称重报数。
 
张诚保动了手脚。他先把第二袋谎报成第三袋，见没人察觉，胆子更大了，又把第七袋谎报成第十袋。等全部称完，一共偷漏出四袋银子，4100多两。
 
张五趁乱把偷漏的银两带出库外，正要和周二运走，却被其他库丁看在眼里。这帮人在库外路边议论这事，又被路过的行人听见。行人起了贪念，一拥而上拦住周二争抢银子。最后剩下3700两被运回张亨智的钱庄。
 
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完。事后知情的库丁都分了赃，可张亨智钱庄的几个管事没捞着好处，找张亨智讨要反被辱骂。几个人一怒之下把这事告到了衙门。
 
一个小小库丁的舞弊案，就这么捅到了刑部。
 
道光帝得知后警觉起来，此人手脚一直不干净，应该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于是，他下令将户部银库彻底盘查，结果查出了那925万两的惊天亏空。
 
可这亏空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自乾隆后期以来，户部银库就极少彻底清理，库吏侵吞公款成了一种世代相传的“家业”。有史料记载：六十多年，三代人，都把国库当成自己家的钱袋子。
 
更可怕的是，这套偷盗体系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按照规定，皇帝派人查库时，库吏必须先送“规银三千两”给查库御史，连御史的仆人也要另送“门包三百两”。久而久之，这成了惯例。半个多世纪里，据说只有两三个御史拒绝受贿，其余人早已同流合污。
 
此外，案子是查清了，可怎么处理？道光帝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从嘉庆五年到道光二十三年，四十多年间先后有320多位官员担任过户部银库的相关职务。时间跨度太长，涉案人员太多。
 
所以，道光帝最终拿出的办法是：赔钱。从嘉庆五年起，历任管库官员、查库御史，按在任年限分摊赔款。已经去世的，由子孙减半缴纳。其中，据说道光最信任的权臣穆彰阿就要赔上一大笔。民间甚至传言，连后来慈禧太后的曾祖父，也因为当过三年户部员外郎，虽已去世，后人还是得被追着赔钱。
 
不过在这场追赔中，也有让人欣慰的。据说当年御史骆秉章稽察银库时独持正派、拒收陋规，案发后他虽然也因“失察”被革职罚赔，但道光帝念他清廉，不久后又重新起用了他。骆秉章后来果然不负所望，一路升迁，成为一代名臣。
 
可这又能改变什么呢？925万两的亏空，最终只追回了不到300万两。一个靠“罚款”来弥补亏空的王朝，已经暴露了它骨子里的虚弱。
 
鸦片战争赔款要付，黄河决口要修，灾民要赈。可钱呢？国库空了。
 
只能说，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外敌入侵，而是从里到外烂透了，自己却浑然不觉。当所有人都在偷，所有制度都形同虚设，那么账面上再多的银子也不过是一个数字，风一吹，就散了。
 


信源：凤凰网2009/03/08——“道光"奇案:国库900万两白银因何不翼而飞?

文|小满
编辑|南风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