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时卷走了所有图纸，让中国核计划陷入绝境，可临登车那刻，一位专家却私下对送行的刘杰说：“别慌，你们有王淦昌。”
 

1960年那个冬天，对中国核工业来说，是彻骨严寒。
 
这一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我国签订的一系列协议，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全部专家。

连导弹研究院里那些手把手带过人的苏联顾问，也一并打包走人，临走还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
 
更刺耳的是那句话，中国人离开他们的援助，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一位苏联专家在临走前，对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坦诚说过，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
 
这句话不是在恭维，而是对一个中国科学家实力的最高级别背书，连要卡我们脖子的那一方，都不得不承认王淦昌在核物理领域的分量。
 
那么王淦昌是谁，为什么他的名字会让苏联专家在撤离前留下这样一句话。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
 
在异国他乡，他带着一支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埋头于气泡室底片的分析中。
 
1960年，他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是联合所成立后取得的第一项重要实验成果，填补了粒子，反粒子表的一项空白。

业内普遍认为，如果王淦昌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只是时间问题。
 
也正因如此，当1960年苏联那边传来毁约撤专家的消息时，北京给远在杜布纳的王淦昌发去了一封绝密电报，要他停止手中工作，马上回国领受新任务。
 
苏方其实舍不得他走，专门派画家为他画肖像，给他配俄语家庭教师，摆明了想长期留他。
 
但王淦昌心里清楚，祖国到了最需要的关口，他二话没说，于1960年12月24日悄然回国，还把在苏联省吃俭用攒下的14万卢布全部捐给了正在遭受自然灾害的祖国。
 
在1961年4月3日那一天，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钱三强把王淦昌请到办公室，开门见山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

希望他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放弃自己原本的基础研究方向，改做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型研究，而且要改名，从此隐姓埋名。
 
刘杰说得很直白，有人要卡我们，中国人要争这口气。
 
摆在王淦昌面前的，是一道沉重的选择题。
 
一边是他已经走到世界前沿、随时可能摘下诺贝尔桂冠的基本粒子研究，另一边是祖国一穷二白、被人卡着脖子要争口气的核武事业。
 
王淦昌几乎没有停顿，当场写下"王京"两个字，掷地有声地留下了那句后来被反复提起的话，我愿以身许国。
 
从那一天起，国际物理学界那个声名赫赫的王淦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王京的核武器研究者。
 
这一隐，就是整整17年。
 
17年里，他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不能与海外同行交流，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
 
他的儿子王德基后来回忆，我们也不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母亲说，父亲在信箱里。

年过半百的王淦昌，先是扎到燕山山脉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在几排简易营房和军用帐篷里，带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的年轻队伍，一遍遍做爆轰试验。
 
塞北的风沙灌进脖子里，他和年轻人一样爬山路、住烽火台前的简陋营寨。
 
一年之内，他们在野外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原件的爆轰试验，先后突破炸药工艺、爆轰物理试验等关键技术。
 
1963年，他转战青海金银滩的221厂。
 
临走前，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妻子吴月琴，要到西安工作一段时间。
 
这一走，又是长年累月。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代号"596"，正是用苏联提出毁约的年月来命名，提醒所有人，这是一颗争气弹。
 
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只用2年8个月，这其中就有王淦昌和他那一代人在爆轰物理、近区核爆炸探测等领域打下的底子。
 
再看1960年那个苏联专家留下的那句话，你会发现，它既是一句客观的评价，更像是一个历史的预言。
 
那个年代，我们被卡脖子、被嘲讽20年造不出原子弹，但王淦昌用我愿以身许国六个字，回应了所有的轻视。
 
他放弃的，是触手可及的诺贝尔奖，他拿起的，是中华民族挺直腰杆的底气。
 
1978年，王淦昌终于告别"王京"这个化名，重新以本名出现在公众视野。
 
这时候人们才知道，那个在西北基地埋头苦干、被同事们唤作"王老头"的人，竟是大名鼎鼎的王淦昌。
 
1999年，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不过他已在1998年12月10日与世长辞，没能亲手接过那份荣誉。
 
我想1960年那个萧瑟的冬天，那位苏联专家留下那句话的时候，未必预料得到。

就是这位他由衷认可的科学家，会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带着一群同样不甘落后的中国人，硬生生把"20年也造不出"的断言，改写成了2年8个月。
 
主要信源：（人民网——“失踪”17年的王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