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六号线上遇见陈屿的。

那天晚高峰，车厢里塞得像一罐过期的沙丁鱼，人挤着人，连呼吸都要侧着身子。我拉着吊环，书包带子被某个急着下车的大姐扯断了，哗啦一声，课本和零钱撒了一地。

陈屿蹲下来帮我捡。他的手指很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捡起一片掉落的银杏叶书签时，微微愣了一下，然后把它轻轻夹回我那本《百年孤独》里。

"你也喜欢马尔克斯？"他问。

我抬头看他。地铁轰隆隆地拐了个弯，窗外的灯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他笑起来眼角有细纹，像春风掠过水面的痕迹。

后来我们总在同一站上车，同一站下车。他住我隔壁小区，在图书馆做管理员，每天背着帆布包，包里永远有一本正在读的诗集。

他给我念聂鲁达："我想在你身上做，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地铁的轰鸣声把他的声音搅得断断续续，可每一个字都像樱桃一样，红艳艳地落在我心口。

我们开始约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并肩看书，他的手指和我的手指隔着半本书的距离，慢慢靠近，然后扣在一起。

他带我去天台看星星，指着北斗七星说那是天上的勺子，可以舀一勺银河里的水给我煮粥。我笑他酸，他捏我的脸，说酸才好，酸是爱情的味道。

那时候我以为陈屿就是那个会陪我坐到终点的人。

转折来得悄无声息。他接到北京一所大学的聘书，要去教比较文学。临走前的那个黄昏，我们挤在六号线的末班车里，车厢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昏昏欲睡的夜归人。他握着我的手，手心很烫。

"你跟我走吗？"他问。

我看着窗外的隧道，墙壁上一排排灯光飞速后退，连成一条模糊的光带。我没有说话。我的工作在这里，我的父亲卧病在床，我走不了。

"那我等你。"他说。

我摇了摇头。

陈屿没有再劝。他就是这样的人，温柔到连强求都不肯。到站的时候，他站起来，摸了摸我的头发，像往常一样说了句"明天见"。可我们都知道，没有明天了。

他下车的时候，背影被站台的灯光拉得很长。地铁门合拢，我坐在原地，看着那个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人海里。

那之后我还是每天坐六号线。还是那个时间，还是那节车厢。只是身边空了一个位置，偶尔有人坐下，偶尔又起身离开。

我渐渐明白，陈屿陪我走的那几站，是我生命里最明亮的几站，可他不是开地铁的那个人。

我也不是。

真正开地铁的是生活本身。它轰隆隆地往前开，不问你愿不愿意，不在任何一个站台多停一秒。有人上来陪你一段，有人下去再不回来，你只能握着扶手，看着窗外的风景变幻，从春天到冬天，从银杏黄到雪花开。

去年冬天，我又在站台上看见一个男生蹲下来帮一个女孩捡东西。女孩的书包里掉出一本《百年孤独》，男生捡起来，问她也喜欢马尔克斯。

我站在不远处，忽然笑了。

地铁进站了，风从隧道深处涌来，带着铁轨和电流的味道。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下一站是哪里我不知道，终点站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这趟车还在开，而开车的人，终究是我自己。

窗外的银杏又黄了。我把手贴在玻璃上，冰凉凉的。身后有人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不好意思，这个位置有人吗？"

我转过头。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本翻旧了的聂鲁达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