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溥仪晚年因为看病吃药，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但在他去世后，他的第四任妻子李淑贤却通过打官司，获得了一笔价值不菲的遗产。 1959年，经过10年的战犯改造，溥仪终于被特赦，重获人身自由。对于这位曾经的＂末代皇帝＂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离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溥仪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工作。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深宫之中，从未接触过劳动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溥仪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 除了工作之外，溥仪还获得了一套住房。这对于曾经住惯了宫殿的他来说，可能略显简陋，但却给了他一个安稳的居所。从这一点来看，新中国政府对待这位＂末代皇帝＂，可谓是宽大为怀。给予他工作，给予他住所，让他能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由于溥仪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理想，体力难以应付植物园的工作。考虑到这一点，有关部门又将他调到了文史委工作。在文史委，溥仪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撰写有关清朝历史的资料。 就这样，溥仪在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白天，他在文史委埋头工作，为中国的历史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晚上，他回到自己的小家，过着平静的生活。 1962年，溥仪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为夫妻。李淑贤是溥仪的第四任妻子，比溥仪小19岁。 婚后的生活，对于溥仪和李淑贤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溥仪对李淑贤十分依赖，两人形影不离。溥仪曾经感慨，在他当皇帝的时候，根本不懂夫妻之道，妻子对他来说不过是个玩物。但是和李淑贤结婚后，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婚姻的甜蜜。 然而，好景不长，溥仪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久病的他，稍微做一些体力活动就会尿血。后来经过检查，才发现是尿毒症。随着病情加重，溥仪的生活几乎无法自理，全靠李淑贤照料。对于李淑贤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尽管如此，在溥仪病重的那段时间，李淑贤还是尽心尽力地照料着他。从那一刻起，她的生活就围绕着溥仪打转。溥仪的起居饮食，都是李淑贤一手操办。虽然辛苦，但李淑贤并没有怨言。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尽管他曾经是一位皇帝，但晚年的生活却并不富裕。长期的医药费用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积蓄。然而，就在溥仪去世后，他的第四任妻子李淑贤却因为一本书而获得了一笔可观的遗产。 这本书就是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事实上，这本书的诞生，要追溯到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时期。当时，溥仪决定写下一本忏悔录，以此来表达他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新中国的拥护。这一想法得到了管理所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为了帮助溥仪回忆起更多的细节，领导还专门找来了一些曾在伪满洲国任职的官员，协助溥仪进行回忆和整理。 然而，由于溥仪的写作能力有限，这本书的实际撰写工作是由他的弟弟溥杰完成的。溥仪只是进行口述，溥杰则负责记录和整理。1964年，当书稿完成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主任李文达被指派对原稿进行校审和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版过程中，出版社曾经提议将李文达列为合著者，因为他在整理和修改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李文达却谦虚地拒绝了。不过，在稿酬的分配上，领导特别批示，溥仪和李文达各得一半，以表彰李文达的贡献。 然而，当时的出版行业还没有版权的概念，作者的收益通常只是一次性的稿酬，与书的销量无关。这意味着，无论这本书之后卖得多好，溥仪和李文达都不会再获得任何收益。 但20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84年，李文达和群众出版社在未经李淑贤同意的情况下，将《我的前半生》的改编权授予了一家影视公司，用于拍摄电影《末代皇帝》。李淑贤得知此事后，曾试图与出版社私下协商，但并未达成一致。无奈之下，李淑贤决定诉诸法律。 这场官司的核心争议，在于《我的前半生》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李淑贤坚称，溥仪应该是这本书的唯一作者，而作为溥仪的合法继承人，她理应拥有这本书的全部著作权。尽管一审法院并未受理此案，但李淑贤并未放弃。她继续上诉，要求法院确认她的权利。 经过长达10年的法律斗争，1996年，李淑贤终于胜诉。法院确认，溥仪是《我的前半生》的唯一作者，而李淑贤作为溥仪的继承人，是这本书著作权的合法所有者。这意味着，此后无论是再版这本书，还是进行影视改编，都需要向李淑贤支付相应的版权费用。 对于李淑贤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在溥仪去世近30年后，她终于获得了这本书的合法权益。而这，也成为了她一笔意外的＂遗产＂。据估计，仅版权费一项，就为李淑贤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溥仪生前的全部积蓄。 这场关于一本书的权益之争，历时数十年，涉及了皇帝、平民、出版社和法律等多个方面，成为了一个复杂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反映了一个特殊年代的历史变迁，也折射出了人性中永恒的欲望和困惑。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那本承载着溥仪一生的自传，或许才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