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恩来请初恋女友吃饭，邓颖超得知后责怪：怎么不合张影？ “老周，你见着若名了？竟然没拍张合照回来！”1955年5月19日夜里，邓颖超拿着刚寄到西花厅的信，半嗔半怪地看着丈夫。周恩来笑着抿了口茶，顺手把旅行日记递过去，“只是老朋友叙旧，匆匆一餐，哪顾得上相机。”一句轻描淡写，却把三十多年风雨翻进了记忆深处。 那顿饭发生在昆明。周恩来结束公事，抽出中午的空档，步行去了云南大学旧图书馆。张若名和丈夫陈白尘早已等候，三人并排坐在窗边，油纸伞挡不住滇池吹来的湿风，菜却格外家常：米线、酥肉、凉拌木耳。张若名笑得爽朗，仍旧直呼他“伍豪”，仿佛巴黎街角的争论才刚刚散场。 周恩来和张若名第一次相遇，要追溯到1919年的天津。那时觉悟社筹建在即，男女学生手挽手冲破旧礼法的藩篱，同声呐喊。“我们要自觉，我们要觉悟！”他带着南开同学，张若名则代表直隶女师。两支队伍拧成一股绳，才有了后来的觉悟社二十人核心。说来有趣，起初社规明文禁止恋爱，周恩来自己还起草过独身主义文章。可也正是那段紧张的地下斗争，让他发现这位同伴的锐气与胆识。被捕入狱的日子里，他把两篇手稿交给她保存，一句“托付”，比任何情书都沉甸甸。 1920年底，法国，当地的小酒馆里弥漫着咖啡豆焦香。留欧学生议论罢工、议论马克思，也议论学费怎么凑。周恩来负责工读互助会，每天跑工厂接洽，夜里批文件，偶尔才去塞纳河畔透口气。张若名那阵子忙社会调查，同样睡眼通红。一个说“革命不耽误读书”，一个回“读书更要革命”，两人碰杯，居然就碰出了感情。巴黎冬天刺骨，他们把脚炉推到桌底，捧着译稿讨论俄国新闻，氤氲热气里，连窗户都蒙上雾。 情感终究拗不过分歧。张若名的家庭成分、旅欧党内杂音，加上长期的经济拮据，让她心生疲惫。1924年初，她递交退党声明。周恩来多次苦口相劝无果，只得作别。后来的电报里，他写道：“道路殊途，情义犹在。”这句话，张若名保存了一辈子。 本以为江湖再难相逢，谁知天安门城楼前的礼炮响过后，两个人又在新中国的地图上交错——一个执掌政务院大事，一个坐在西南边陲教书育人。1955年春，国务院代表团赴西南考察，周恩来路过昆明，便想着顺便看看这位旧友。秘书提醒行程紧，他摆摆手：“老同学一席饭，总抽得出。” 午餐间隙，张若名问起北京政局，周恩来却先询问她的身体，“云南潮湿，你还犯哮喘吗？”语气自然，似家兄妹。陈白尘见状半开玩笑：“周总理要不要把她调回北京？我们夫妻就不分离了。”周恩来放下筷子，说：“若名愿意，中央文化部门随时欢迎。”桌上气氛轻松，三人许久未见，却并无隔阂。 回京后，邓颖超听完整个经过，这才冒出文章开头那句抱怨。她对张若名其实格外尊重，当年若名被捕，她还是奔走呼号的“小超”。邓颖超拍着桌沿逗丈夫：“总理忙公事可以理解，可我想瞧瞧旧战友的近照呀！”周恩来原本含笑，被她这么一说，才意识到确实失礼，略显歉然：“下回补上，下回补上。” 同年秋天，还有一桩与“恋爱”有关的事闹进了西花厅。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刚满十八，在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教书。为了统计学龄儿童，她常去派出所，工作认真，察觉出那位年轻所长对她有好感。回家时哼着歌，被伯伯捕捉到情绪的异样。周恩来放下公文包，笑问：“秉德，是不是恋爱了？”小姑娘脸红到耳根，邓颖超也半信半疑。随后的一段对话，西花厅工作人员后来都能背：周恩来先问她调离基层是不是有人关照，再细究对方家庭背景；邓颖超则提醒“志同道合，家庭可靠”。两个人像钳子一样，一头防止走后门，一头把关政治立场。秉德听得直点头，三天后主动跟那位所长说明暂不考虑私事。 许多人疑惑，为什么周恩来对年轻人婚恋如此上心？答案就在那顿昆明午饭里。他深知志向如果偏差半寸，未来会差出千里。因此他更懂得，情感不能脱离信仰与责任，否则伤人也误己。张若名与他曾是同路人，却在十字路口分开；若非当年那场分手，或许新时代的中国不会有“周总理与邓大姐”这对传奇伴侣。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对旧情并无丝毫回避。1955年之后，他又托人给张若名寄了几本北京新出版的学术书，扉页依旧落款“伍豪”。邓颖超知道后并未吃醋，只调侃他“学者气太重”。她深知丈夫的分寸：感情已成往事，但朋友仍是朋友，革命年代的交情经得起时间考验。 后来，西花厅墙上终于多了一张合影。1959年国庆十周年，北京邀请部分在昆明工作的学者参加观礼，张若名也在其中。检阅车经过长安街那天，周恩来与她远远挥手；晚上招待晚宴，邓颖超拉着若名并肩而坐，摄影师捕捉到三个革命同伴会心一笑的瞬间。底片洗出来时，邓颖超满意地点头：“总算补了那年的缺憾。” 至此，1955年的小插曲画上了句点。周恩来与张若名的缘分止于青春，却未停于友情；邓颖超一句“怎么不合张影”，听似玩笑，背后却是对彼此信任的笃定。也正因为这种坦荡，新中国政坛才有了难得的清澈人情：公私两清，往事如风，情义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