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伟大的还是毛主席。 早在很多年前他就指出来，我们不应该让部分的人收入太高。 高于人民。这样的话呢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而且这些人有钱之后就一定会祸国殃民。有钱就变坏，这就是人的本性。毛主席说一旦社会风气变坏了，好几代都难以修复。 老百姓不可能在社会风气败坏的情况下，真正过好生活，有很多人的伟大是吹嘘的。毛主席的伟大却是时间证明的。人民肯定的，历史选择的。 那年在郑州，天气阴得像锅底，会议室一排人坐着，没人敢喘气。 毛泽东坐在那里，披着件灰呢大衣，烟雾缭绕，左手夹着烟，右手翻着材料，眉头一点点皱起来。 他开口的时候没抬头，只是说：“公社，不是这么搞的。” 桌子对面，一个省委书记额头见了汗，椅子蹭地板发出细响。他试图解释，说“都是群众自愿的”，“基层干部积极性很高”。 毛把烟头摁灭，说了句：“你们这是在抢。”声音不大，但屋子一下安静到像掉根针都能听见。 “拉平穷富，叫共产风。那不是平等，是劫贫济富。”他说完这句，望了望窗外。 那天窗外还有几根晾衣杆子，上头晾着洗过但没干透的棉袄，灰扑扑地摇着。他没说“风气”两个字，但满屋子的人都知道，他是在担心风气坏掉。 毛泽东不是没想过“富起来”这件事。 建国初那几年，他急啊，常说“我们还穷，穷得掉渣”。他知道不能穷太久，穷会饿死人，也会饿懵人。他想办法建工厂，修水利，上钢铁，想着一步跨进现代工业国家的行列。 他那时候信心爆棚，甚至觉得只要全党全军全民动起来，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 问题就卡在这了——什么都想要，速度又快得惊人，结果就像一锅水煮得太急，底下烧糊了都没发现。大跃进，指标往上顶，亩产万斤的假话越喊越响，人民公社一搞，锅碗瓢盆都收进集体，结果一夜之间，农民的热情被浇了个透心凉。 有人开始悄悄埋怨，有人夜里躲在地头哭。 可在毛眼里，问题还不光是“穷”，而是“穷着还能不能守住规矩”。他最怕的，不是物质的缺，而是风气的烂。他见过富了之后的人眼神变了，说话也拐弯了，喝酒的时候会用鼻孔看人，分饭的时候筷子伸得比别人快。 他不喜欢那种味道，骨子里是有点反感“有钱人”的。 不是因为他穷过，而是他见过穷人变坏，比富人还狠。 他早年在湖南，去过几个地主家，穷人一翻身，有的就开始打人、扣粮、翻账本，那种翻脸不认人的狠劲，让他印象深。 也许从那时候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个判断：有钱，不等于有德；风气，一旦坏了，不只是多几个贪官那么简单，而是人人都信不过人了。 他说“不要让一部分人收入太高”，不是说所有人都得吃一样多的饭，而是怕那种“我行你不行”的气焰卷土重来。怕的是，孩子在学校里因为家里穷被笑话，怕的是，干部走在路上眼神里带着等级感。 说到底，他怕的是那个“新中国”变得跟旧社会一样。 可事情从来不是一边倒的。 他又不是没看出平均主义的毛病。人民公社一开始，什么都“共”，连锅都共了，连鸡都不让下蛋。 毛后来骂得狠，说这是“共产风”，是“吃大锅饭吃出懒人”。他那个时候脾气不小，讲话时候桌子一拍，手指戳着文件说：“你们这样搞，会让人变得不想干活。” 他不是没看出问题，他只是更怕另一头的问题——一部分人肥了，另一部分人一辈子翻不了身。 他晚年讲话越来越多地提“资产阶级法权”，意思是制度里还有旧社会的尾巴，比如工资差距、按劳分配、职位等级。 他想限制这个，甚至想连“级别”都取消。 他说：“人怎么能一分高下？这不是社会主义。”有时听起来像是理想主义过了头，可在他那一代人的经历里，这种“分上下”的东西，确实是他们最深的伤。 他推动“破四旧”，也是为了把那些“有钱人的规矩”翻个底朝天。 风气是他的执念，他相信只要风气还在，国家就不会烂根。 他一生最在意的，可能不是GDP，不是人均收入，而是那种人跟人之间还能不能平视的感觉。他希望的是——邻里之间不猜忌，工人不怕领导，学生不怕提问，干部下乡不被骂。 那种状态，叫“平等”，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平，而是眼神里的安稳。 后来邓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风向彻底转了。 经济搞活了，街头巷尾多了小买卖，电视里播广告，百货大楼贴着“进口”两个大字。 但毛时代留下的那根绷紧的弦，并没有断。人们嘴上说“先富”，心里还是盯着公平——为啥他儿子能进机关？为啥我家种十年地还这么穷？那种“不是钱的问题”的问题，始终悬在空中。 到今天，政策里又提“共同富裕”。 听上去像是回来了，又像是走远了。 毛泽东当年在冷水江跟农民聊天，说的是“吃得饱”；他坐在延安窑洞里说的是“人人有事干”；他在1955年的笔记里写：“农村不能让富农势力坐大。”这些话，没有技术名词，只有骨感。 他从没想做个圣人，也不是经济学家。 他就是一个读了书又进了田的人，试图用脚步丈量这个国家，然后用制度把它捆得不那么散。 他怕的是“走歪了”，歪到穷人不再讲理，富人不再低头，干部不再听话，年轻人开始笑贫不笑骗。那时候，再多的钱也修不好一颗坏掉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