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有关部门赶来哈军工，告知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少将：“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是让你的妻子放弃苏联国籍，二是你转到地方高校任职。”对此，爱妻心切的唐铎少将回答：“我接受第二条意见。” 辽宁大学的档案室里，还存着唐铎1964年的转业申请书，字迹比他在苏联航空日志上的签名要重得多。 这位1955年授衔的少将，军装领章上的金星只戴了九年，就被他亲手摘下来，放进了盖妮娜的首饰盒，那里原本装着1943年婚礼上，乌克兰姑娘用绣线缠的军功章。 时间往回拨四十年，1924年的莫斯科航校跑道上，十八岁的唐铎正驾驶着双翼机做横滚动作。 这个从法国勤工俭学转道来苏联的湖南青年，把赵世炎送的《共产党宣言》塞进飞行服口袋，仪表盘反射的阳光照在他脸上，像极了后来盖妮娜湖蓝色的眼睛。 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能把飞机开到贴着树梢飞的中国学员，二十年后会成为红军空军的教官，更想不到他会在课堂上，被打字员盖妮娜递来的热茶烫红了手指。 1934年的冤狱是道坎。内务部的人拿着印着“仁丹”的盒子闯进教室时，唐铎正在解空气动力学方程。 五年监狱生涯，他靠着给狱友讲飞行原理打发时间，出狱后在医院当翻译，却始终攥着茹可夫斯基学院的课本。 1940年复学通知寄到那天，他在雪地里跑了三公里，像当年第一次单飞时那样兴奋。 也就是这年，他在利比茨克军官学校遇见了盖妮娜，她递文件时总会多带一块黑面包，说“中国人该多吃点淀粉”。 1953年回国时，刘少奇亲自到机场接他。这位在苏联服役二十八年、炸过纳粹坦克的老兵，望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红砖楼，突然给盖妮娜敬了个标准的红军礼：“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盖妮娜却悄悄把苏联领事馆的地址缝在了衬里，每周去领事夫人那里喝甜菜汤时，总会带回一小罐茴香籽，那是她故乡的味道。 中苏交恶的消息传来时，唐铎正在给学员讲喷气式发动机原理。黑板上的公式还没写完，政工干部就站在了教室门口。 1964年深秋的那次谈话，他盯着茶几上的热茶出神，想起盖妮娜前几天收到母亲病危电报时，用俄语反复说“我不能没有家人”。 转业申请交上去的晚上，他把盖妮娜的冬妮娅诗集压在枕头下，像当年在苏联防空洞保护飞行图纸那样仔细。 搬家去沈阳那天，盖妮娜的行李箱里装着绣着乌克兰纹样的茶巾，那是她当年的嫁妆。唐铎在辽宁大学教世界近代史，讲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总会多讲十分钟利比茨克的防空警报——那里有他和盖妮娜躲在地下室，分吃一块黑面包的记忆。1967年工宣队闯进家时，盖妮娜把唐铎的红星勋章藏进煤堆，用俄语嘶吼着拒绝离婚，后来唐铎在牛棚里收到的烤糊列巴，就是她凭着记忆做的，里面夹着眉笔写的“冬天会过去”。 1978年恢复军籍那天，七十四岁的唐铎穿上旧军装，盖妮娜在他左胸别了枚伏特加瓶盖做的假勋章——真的那枚早被抄家的人熔了。 两人站在辽宁大学的梨树下，盖妮娜突然用中文说：“当年在苏联，你说要带我回中国看桃花。”唐铎摸着领章上重新缝上的金星，眼眶湿了：“现在梨花也一样好看。” 档案室的转业申请书旁边，还放着盖妮娜的入籍申请书，日期是1985年。那时唐铎已经去世三年，老太太在申请书上写：“我丈夫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 主要信源：（湖南日报——唐铎：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雄鹰”；党史博采——唐铎：拥有七枚苏联勋章却没有中国勋章的“特殊”开国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