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1993年冬天，高伯龙在实验室里盯着那台“罢工”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声音沙哑地对团队成员说出这句话。 高伯龙，这名字如今被尊为中国激光陀螺的奠基人，他的一生，基本跟激光陀螺画上了等号，这玩意儿是高精度武器的“火眼金睛”，能让导弹精准命中，让潜艇在深海找准方向，让卫星在太空稳稳当当。 它的原理是用光束在转动中产生的频率差，感知物体在空间的位置，堪称导航技术的顶峰，可在上世纪70年代，这对中国的科研团队来说，就是一片没人走过的荒地。 1971年，钱学森递给国防科技大学两页纸，上面写着激光陀螺的原理，任务就这么开始了，那时候，中国工业底子薄，实验设备简陋，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 高伯龙接下这烫手山芋，带着团队从零开始，甚至是从负数起步，没有地方做实验，他们就把废弃食堂改成实验室，没有精密设备，就用建筑工地的废料搭实验平台。 他常在雨中摔倒，爬起来，捡大理石废料，只为撑起光路系统，工人们看他辛苦，冒雨帮他装车，可谁能想到，这些不起眼的废料，托起了中国军事科技的眼睛。 高伯龙的路不好走，1928年，他生在广西岑溪，1947年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是全系仅有的两个优等生之一，本想搞理论物理，却被分配到应用物理，后来又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量子力学、统计力学。 直到1971年，43岁的他调到国防科技大学，接手激光陀螺项目，才算找到人生使命，那一刻，他不再是讲台上的老师，而是战场上的斗士，肩上扛着为国铸造“至强之光”的重担。 激光陀螺的研制，难如登天，光、机、电三领域技术要融为一体，每步都像在刀尖上跳舞，手工打磨一个激光环形器的小孔，得花半个月。 一个关键技术，可能耗一年多才找到突破口，高伯龙搞的四频差动激光陀螺，是中国独创的路子，避开了美国的套路，降低了工艺难度，但也意味着没任何经验可抄。 1972年，他写出《环形激光讲义》，成了这领域的理论基石，可理论只是开始，工艺才是硬仗，超抛加工、超抛检测、高精度反射率测量，每关都像座大山，高伯龙和团队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 1984年，实验室样机通过鉴定，算是个大突破，可质疑声马上来了，美国放弃了同类型激光陀螺，有人冷笑：“国外有的你们不干，国外干不成的你们倒去干？”高伯龙回得简单：“外国有的，我们得跟上，外国没有的，我们也得有，” 1994年，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鉴定，中国成了第四个独立掌握这技术的国家，耗时23年。 高伯龙没停下，1994年后他又盯上了新型激光陀螺，想解决损耗和温度敏感性问题，适应战场的复杂环境，国外技术封锁得死死的，他只能看一张模糊的图片，可他还是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干。 2010年，他指导的博士生团队搞出双轴旋转式惯导系统，解决了漂移误差，精度全国第一，这成果让中国导弹、潜艇、卫星的导航又迈了一大步。 高伯龙把实验室当家，穿着朴素的背心，埋头实验台前，人称“背心院士”，他从不计较得失，只想让中国军事科技不受制于人。 1993年那台“罢工”的样机，最终被团队驯服，成了中国激光陀螺史的转折点，1999年，中国导弹开始装上他研发的激光陀螺，导航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信息来源 《永不停转的“陀螺”》 《高伯龙：奋斗40载成功研制激光陀螺》 《用生命转动“至强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