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后，慈禧派曾国藩参与调查。曾国藩态度微妙，敷衍了事，有官员密报慈禧：“要是再查下去，大清就完了。” 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刚结束校场的阅兵仪式，正率领着一众护卫与官员，向总督署返回。 当队伍行至总督府辕门附近时，人群中突然冲出一名身着短打的男子，一边快步奔跑，一边高声呼喊 “冤枉”。 马新贻听到呼喊声，下意识停下想要询问详情。就在这一刹那，那名男子突然从怀中抽出一把匕首，刺入马新贻的右肋。 变故发生得太过突然，周围的护卫与官员一时间都僵在原地，等他们反应过来时，马新贻已倒在血泊中。 刺客却没有趁机逃跑，反而站在原地，高声向周围人群喊道：“我是张汶祥，刺杀马总督的就是我！” 马新贻被紧急抬回总督府，府内医官连夜施救，但由于匕首刺中要害，伤势过重，第二天便不治身亡。 慈禧太后得知此事后震惊不已，命江宁将军魁玉提审刺客，务必查明案件真相，揪出幕后主使。 然而，审讯过程却远比魁玉想象中艰难。张汶祥对自己刺杀马新贻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当被问及刺杀动机，以及是否有他人指使时，他的回答却反复无常，漏洞百出：一会儿说自己的妻子与人私奔，他曾向马新贻告状，却被马新贻置之不理，因此怀恨在心；一会儿又声称自己早年曾做过海盗，几名兄弟被马新贻下令处死，此次行刺是为兄弟报仇；还说自己私下经营的典当行，因没有营业许可被马新贻查封，新仇旧恨叠加，才下定决心刺杀。 明眼人一看便知，张汶祥是在故意敷衍，魁玉也意识到，这起案件绝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半个月过去，魁玉的审讯始终没有进展，慈禧太后对此极为不满，又命漕运总督张之万赶赴江宁，协助魁玉审理此案。 张之万十分清楚这起案件的棘手之处 ，从种种迹象来看，此案很可能与湘军有关，若追查过深，必然会触动湘军的利益，而曾国藩、曾国荃这样的人物，是他既不敢得罪，也得罪不起的。 但如果不认真查办，又无法向慈禧太后交差。思前想后，张之万最终决定采取 “折中” 策略，对案件进行 “轻处理”，尽量不触及深层矛盾。 张之万抵达江宁后，与魁玉一同提审张汶祥，连续审讯多日，但张汶祥始终咬定是 “私仇报复”，坚决不承认有幕后主使。 张之万便草草拟定了结案奏疏，慈禧太后看到奏疏后，勃然大怒，一个普通的市井流寇，仅凭一己私仇，就敢公然刺杀一品大员，这怎么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慈禧太后想到了曾国藩，她认为，曾国藩曾担任两江总督多年，而且湘军与案件可能存在关联，让他主审此案，或许可以查出真相。 于是，慈禧让曾国藩前往江宁，调查“刺马案”。然而，曾国藩却表现得极为反常 ，他以身体患病、需要调养为由，迟迟不肯动身。 曾国藩在慈禧不断催促下，还是拖延了三个月，这才慢悠悠地踏上前往江宁的路途。 曾国藩为何如此拖延？马新贻之死，从种种迹象来看，大概率与湘军有关。如果他全力追查此案，必然会牵连出湘军的问题。 此外，曾国藩也深知慈禧的心思 ，派他查案，表面上是为了查明真相，实则是想借这起案件打压湘军。 因此，曾国藩故意拖延时间，为湘军处理潜在隐患、掩盖线索争取机会。 曾国藩到达江宁后，每天约见旧友、读书写字，甚至还时常为友人撰写对联，对这起惊天大案漠不关心。 慈禧太后在京城一直关注着案件进展，迟迟得不到消息，只得又派刑部尚书郑敦谨前往江宁，协助曾国藩彻查此案。 郑敦谨抵达江宁后，曾国藩亲自出城迎接，热情地将他接入府中。两人寒暄过后，曾国藩却对刺马案只字不提，反而与郑敦谨谈论起江宁的风土人情、诗文典故。 第二天，两人一同升堂，提审张汶祥。整个审讯过程中，曾国藩始终坐在一旁，面色平静，冷眼旁观，一言不发，所有的讯问都由郑敦谨负责。 审讯中，郑敦谨发现，张汶祥并不像之前奏疏中描述的那样 “疯疯癫癫、言语混乱”，反而表现得十分冷静，逻辑清晰，无论郑敦谨如何追问，他都不肯吐露实情，始终以 “私仇” 二字搪塞。 无奈之下，郑敦谨一方面暗中派人走访江宁各地，调查湘军与刺马案的关联；另一方面重新梳理案件卷宗，希望能从中找到突破口。 这一查，让郑敦谨惊出一身冷汗。他派去的探子回报，江宁街头到处流传着太平天国圣库宝藏的传闻，百姓们私下议论，马新贻正是因为追查宝藏，才引来杀身之祸。 结合街头传闻与掌握的线索，郑敦谨认为，追查太平天国圣库宝藏的去向，是导致马新贻遇刺的直接原因。圣库宝藏应该被湘军上下私分，马新贻的追查引来了湘军暗中策划刺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郑敦谨越想越害怕，向慈禧太后密奏，在奏疏中写道：“此案不能再深究了，再查下去，恐怕大清江山危在旦夕。” 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后，只能选择妥协，不再要求继续追查。 最终，刺马案以张汶祥被处死而告结案。 郑敦谨在案件结束后，便以身体患病为由，向朝廷递交了辞呈，辞官归隐，至于为何这么做，那就是不言而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