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蒋介石头疼的是，国民党中真正能打大仗的，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往往都不是他的嫡系爱将。比如这两位，傅作义和卫立煌，各自手握四五十万大军，都是“剿总”司令，却不是蒋介石的哼哈二将。他们的心事，蒋介石恐怕永远看不懂。这是真正的貌合神离，阳奉阴违。 历史总是充满讽刺，越是关键时刻，越能暴露人性的复杂。1948年大决战前夕，蒋介石手握数百万大军，却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那些真正能打硬仗的将领，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竟然完全看不透。傅作义和卫立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表面上对他毕恭毕敬，暗地里却各怀心思。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用人困境。复盘解放战争，发现一个奇特现象：1948年下半年，在国共长期对峙的各大战区即将图穷匕见，双方各自倾巢而出，梭哈豪赌，进行分区决战的关键时刻，国军东北、华北、华东、华中4大关键战区，其中有3个战区，用的主将竟然都不是蒋介石嫡系。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蒋介石政治集团的根本矛盾。 蒋介石的用人原则很简单，第一看是否出身黄埔，第二看是否为同乡。可是偏偏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将领，往往都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傅作义是山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卫立煌不是浙江人，也不是黄埔系出身，算是”嫡系中的杂牌”，而且和中共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所以，他一直得不到蒋介石完全的信任。 傅作义在华北的表现让蒋介石又爱又恨。这家伙确实能打仗，从涿州守城到绥远抗战，再到解放战争初期的大同集宁战役，战绩确实不错。老蒋任用傅作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重他带兵打仗的能力。可是傅作义的背景让蒋介石始终放心不下，这家伙毕竟是晋军出身，和阎锡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更让蒋介石头疼的是，在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与中共建立了特殊的联盟关系。傅作义曾派人拜见毛泽东，毛泽东也派人与傅作义协商抗日事宜。傅作义还曾接受毛泽东赠送的政治读物，并请中共派出大批政治干部到自己部队做政治工作。这种历史让蒋介石对傅作义始终存疑。 为了防范傅作义，蒋介石想了不少办法。华北60万部队，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蒋介石的嫡系，傅作义根本指挥不了。还有军统、中统的特务，明里、暗里追踪着傅作义。蒋介石还派陈继承当副总司令，名义上是辅助，实际上是监视。 这种安排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心烦意乱的傅作义召开华北高级军事会议，想调整部署部队防区。不料副总司令陈继承冷笑着问傅作义：“请问总司令，调整防区，是谁给你的权？”这一幕生动地展现了蒋介石用人的矛盾：既需要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又不能完全信任他。 卫立煌的情况更加复杂。这位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的常胜将军”的名将，在东北的表现让蒋介石彻底摸不着头脑。卫立煌在1948年1月17日在调到东北之后，以不变应万变，无论东野如何进攻、进逼，从1月履职到9月16日辽沈战役爆发，整整8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作为。 蒋介石多次要求卫立煌主动出击，打通北宁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可是卫立煌总是以各种理由推托。卫立煌在东北的几次主张，无一例外都是想把东北主力死摁在沈阳。1948年2月，蒋介石要求打通北宁路，卫立煌不同意。说是整补一段时间，战力恢复之后，再做打算。 后来的史料显示，卫立煌的消极抵抗并非偶然。卫立煌夫人韩权华对卫立煌去东北的动机说过这样的话：“并不是想帮助蒋介石打仗，而是要促成蒋介石失败”。这句话如果让蒋介石听到，估计会气得吐血。 相比之下，刘峙这样的嫡系将领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刘峙虽因布阵屡屡失误而遭到惨败，屡次被蒋介石撤职，却又屡次被蒋介石起用，因而在国民党军中有”不倒翁”之称。这种现象说明，在蒋介石的价值体系中，忠诚度远比能力重要。 淮海战役成为检验这一用人困境的终极考场。蒋介石明知道刘峙能力有限，但还是让他当了徐州剿总司令。结果可想而知，淮海战役宣告结束时，刘峙指挥下的22个军全部被歼。而那些真正有军事才能的傅作义和卫立煌，要么消极抵抗，要么阳奉阴违。 这种用人困境的根源在于威权体制的根本矛盾：既需要有能力的人才来维护统治，又不能容忍这些人才的独立性。蒋介石深知傅作义、卫立煌等人的军事才能远超刘峙，但他更担心的是这些人的”忠诚度”问题。 历史证明，蒋介石的担心并非多余。1949年1月31日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终于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最终选择了起义，而卫立煌1955年3月从香港回到大陆，并于1958年4月就任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蒋介石的用人困境，实际上反映了其政治集团的根本问题：过分依赖个人忠诚而忽视实际能力，过分强调派系归属而忽视民心向背。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那些真正有才能、有远见的人，都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而那些所谓的”嫡系爱将”，除了绝对服从之外，在关键时刻往往缺乏独立思考和果断决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