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把高超音速导弹做到白菜化，离不开郭永怀，唯一一个横跨导弹、核弹、卫星三大领域的超级天才。 2025年9月3日的大阅兵，亮相了新型高超音速武器，全球首款超燃冲压动力空射巡航导弹！ 这是全球首款实战化空射高超音速导弹，它能让美军反导体系彻底沦为废铁。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个在生命最后一刻仍以血肉之躯守护国家机密的人。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1933年，这位农家子弟以过人的才智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梦想着探索光学。 然而，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彻底打破了他的梦想。 年轻的郭永怀心如刀绞，他深知，没有强大的国防，便没有安宁的书桌。 于是，他放弃了钟爱的光学专业，转入航空工程系。 1940年，郭永怀获得赴美留学的宝贵机会。 然而，当他拿到护照时，却发现上面竟盖着日本签证的印记。 在那个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无异于一种羞辱。 郭永怀当场撕毁护照：“国仇未报，岂能向侵略者低头！” 留学之路虽因此中断，但他的赤子之心却昭然若揭。 半年后，他再次启程踏上赴美求学的航船。 在美国，郭永怀师从世界顶尖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与钱学森成为同门师兄弟。 他们共同挑战当时航空领域的世纪难题，突破“声障”，实现超音速飞行。 郭永怀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提出的PLK方法，为解决跨声速流动这一难题提供了关键突破，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博士毕业后，他受聘于康奈尔大学，学术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大洋彼岸新中国的成立，让郭永怀归心似箭。 但此时，美国军方看中他的才华，许以重金和优越条件，邀请他参与机密军事研究，条件是加入美国国籍。 郭永怀的回答斩钉截铁：“拒绝！” 这一拒绝，使他成为美国政府严密监控的对象。 当朝鲜战争爆发，许多在美中国科学家遭到调查甚至软禁，郭永怀的处境更加艰难。 面对劝阻，他仍表示：“家贫国弱，正是吾辈之责。我必归国效力！” 1955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对中国学者的禁令有所松动。 但郭永怀的归国之路依然布满荆棘。 为了彻底打消美国当局对他的疑虑，郭永怀当众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研究手稿和笔记，全部烧毁。 1956年，郭永怀终于带着家人踏上了故土。 回国后，在钱学森的力荐下，郭永怀担任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询问他有什么要求。 郭永怀的回答朴实而急切：“我只想尽快投入工作。” 他深知，时间不等人。 郭永怀是国际上超音速和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就预见到，未来的航空航天和国防武器必将进入高超音速时代。 1958年，他力主并亲自组建了激波管和高超声速风洞研究小组，并将这一重任交给了他的学生俞鸿儒。 正是郭永怀当年的高瞻远瞩和悉心布局，为后来中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和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 俞鸿儒不负师望，在郭永怀牺牲后，独创了爆轰驱动高焓风洞技术，使中国在该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而郭永怀是中国科技史上罕见的，同时横跨导弹、核弹、人造卫星三大尖端领域的战略科学家。 当苏联专家突然撤离，中国原子弹研制陷入困境时，郭永怀临危受命，成为核武器研制的重要技术负责人之一。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那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标志着中国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在短短回国后的12年间，他负责或参与了热核导弹、地对地导弹、反潜核武器、潜地导弹、地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以及反导弹系统等众多关键项目的研究工作。 他为这些“国之重器”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 作为力学所的领导和钱学森的亲密战友，郭永怀在人造卫星的早期规划和空气动力学、热防护等关键技术的预研方面，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后续“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铺平了道路。 身兼数职的郭永怀，常年奔波于北京的研究所、西北的核基地、西南的导弹试验场等地。 为了抢时间、赶进度，他常常选择乘坐飞机。 1968年12月，郭永怀为了尽快将数据送回北京分析，他不顾恶劣的天气条件，坚持搭乘夜班飞机返京。 12月5日凌晨，飞机不幸失事，郭永怀与他年轻的警卫员牟方东一同遇难。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两人用身体护住了文件。 这份用生命守护的数据，最终助力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于1968年12月25日取得圆满成功。 遗憾的是，郭永怀未能亲眼见证这辉煌的时刻。 郭永怀将生命中最宝贵的12年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他是“两弹一星”元勋群体中唯一的烈士。 钱学森曾感慨：“郭永怀的贡献，何止十个师！” 当我们在为祖国今日强大的国防力量、特别是那些领先世界的高超音速武器感到自豪时，不应忘记，这份荣光的背后，是郭永怀这样的先驱者，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铺就的道路。 主要信源：（中国青年报——永怀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