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云南起义时，沈醉已经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哪知卢汉却将他交给解放军，这

1949年，云南起义时，沈醉已经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哪知卢汉却将他交给解放军，这让本可享受起义待遇的沈醉瞬间沦为了“战犯”！ 解放战争后期，沈醉被任命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 当时，国民党已经败退台湾，但蒋介石不死心，因为西南的很多地区还在国军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就想把西南当成新的反共根据地。 派沈醉去云南，就是为了监督“云南王”卢汉，若卢汉有任何可疑之举，沈醉都要向蒋介石报告。 此时的卢汉已经计划起义。卢汉也知道蒋介石的意图，他知道，这次起义，沈醉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不能控制沈醉，那么云南起义，就可能被他破坏掉，所以他决定对沈醉下手。 为此，卢汉找了个借口，把沈醉等一众国民党官员叫到了自己的公馆开会，等沈醉等人到了以后，卢汉就下令将他们软禁。 沈醉很清楚他自己的处境，他也知道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思虑再三，他决定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签完字后，沈醉交出了国民党潜伏在云南的特务名单，并协助卢汉控制了一大堆特务。 可以说，在云南起义中，沈醉是立了功的。正常来说，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又协助卢汉抓了一大批特务，云南解放后，他就可以享受起义将领的待遇，而我军对起义将领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谁曾想，卢汉起义后，却将沈醉作为战犯移交给了解放军。自此，沈醉就从一个起义人员，变成了一个战犯，这两者之间的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卢汉之所以交出沈醉，也有自己的考虑。 沈醉当时还是保密局云南站的站长，他奉蒋介石的命令，长期监视云南的军政要员，并且镇压了进步人士，与卢汉等云南地区的将领素来有矛盾。 加上沈醉之所以在起义通电上签字，是被卢汉武力胁迫的，所以卢汉就不太相信沈醉。 除此之外，卢汉起义后，原本被扣押的国军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被释放后，却带兵反扑昆明，卢汉怀疑，这两人可能和沈醉勾结，他们是想里应外合，夺取昆明。 为了稳妥起见，卢汉只能将沈醉扣押。 再有一点，卢汉起义后，沈醉私自放走了国民党的元老张群，卢汉对此意见很大，为了给解放军一个交代，他只能将沈醉作为战犯交给了解放军。 沈醉被移交给解放军后，先是被关在了昆明军管会，后来又送去了北京功德林关押。 到了功德林后，不服气的沈醉，就去找功德林的管理人员申诉：“政委，我要申诉，我认为我不应该作为战犯被关在这里。” 管理人员好奇道：“哦，说说你的理由。” 沈醉解释：“我在1949年12月的云南起义中，是签了字的，卢汉主任宣布起义，我作为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立即命令我的所有下属停止抵抗，交出电台和武器，听从卢主任的指挥。我这应该算是起义人员，而不是战俘或者战犯。” 管理人员说：“但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你当时是被卢汉扣押了，才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 沈醉迟疑了少许，说：“当时的形势确实比较紧张，但我最终还是同意并支持起义的，签字后，我立即主动配合，把保密局的所有人员和设备都交给了起义指挥部，包括从重庆飞来的徐远举、周养浩等人，我也一并交出。” 管理人员摇头：“但你过去的身份和行为，很难因为一时的举动就完全改变了性质，起义后，卢汉主席将你作为战犯交给了我们。” 沈醉听了这话，还是坚持阐明了他在云南起义中的贡献，并希望人民政府在处理他时能考虑这一点。 好在，沈醉在功德林的表现很好，他积极接受改造，所以在1960年，沈醉就成了第二批被特赦的人员了。 1980年，有关部门在复查档案时，发现当年沈醉确实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并且沈醉还命令下属放下武器、上交了档案，有关部门最终就认定沈醉为“起义将领”，而且还提高了沈醉的待遇。 沈醉晚年享受的是副部级待遇，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