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的沈阳城，呵气成冰。杨宇霆公馆里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天是杨父七十寿辰，整个公馆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张学良带着厚礼亲自登门：三十根黄澄澄的金条，两万现大洋。 这份贺礼不可谓不重，足以显示对这位老臣的重视。杨公馆内宾客云集，东北政要、商界名流络绎不绝。但真正让张学良停住脚步的，是摆在显眼处的那本烫金贺寿名册。 随手一翻，几个名字赫然在目：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理事松冈洋右......几乎半个关东军司令部的人都送来了贺帖。 更让张学良眉头紧锁的是，在场不少官员见到他这位东北最高统帅只是简单致意，转而却围在杨宇霆身边谄媚讨好。 有人甚至当面奉承杨宇霆是“东北诸葛亮”，这话听在年轻的统帅耳中，格外刺耳。杨宇霆这天格外意气风发。他穿着绛紫色缎面长袍，周旋于宾客之间，对各方来的祝贺照单全收。 当张学良上前道贺时，杨宇霆只是微微颔首，随即又转身去招待其他客人。这种怠慢态度与数月前在张学良办公室里的情形如出一辙，那时杨宇霆经常不请自入，甚至随手翻看张学良桌上的文件。 寿宴上的喧嚣持续到深夜。而此刻的少帅府内，张学良却难以入眠。他想起父亲张作霖被炸身亡后，杨宇霆时常以“辅政”自居，甚至公开说“汉卿还是个孩子”； 想起兵工厂的款项调动自己这个司令长官竟要做不了主；想起日本人明显更买杨宇霆的账...... 就在寿宴后第六天，一月十三日，杨宇霆和常荫槐一起来到帅府。他们拿出事先拟好的文件，要求张学良签字批准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荫槐任督办。 理由是中东铁路“事权不统一”，需要专门机构管理。张学良沉吟片刻，推说天色已晚，请他们明日再来。 二人刚离开，张学良立即召来警务处长高纪毅。三人围坐在老虎厅内，张学良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杨常二人跋扈已久，今日之事诸位都看见了。 我意已决，就此除害。”说罢将银元抛向空中，连掷三次，皆是正面朝上。当晚，杨常二人再次来到帅府时，直接被引至老虎厅。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埋伏的卫兵已经一拥而上。几声枪响过后，这两位在东北权势熏天的人物，就这样倒在了地毯上。 事后，张学良亲自起草通电，列举杨常“勾结外人”、“图谋不轨”等罪状。他还特意派人给杨宇霆家人送去了抚恤金，并允许正常发丧。 但东北政界人人都明白，这场发生在老虎厅的处决，与其说是依法办事，不如说是一场权力的终极较量。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对杨宇霆之死反应异常平静。这反而从侧面印证了张学良的判断：杨宇霆与日本人的关系，或许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简单。 而经此一事，二十八岁的张学良真正掌握了东北大权，开始了他主政东北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