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她的普通长相骗了！这个看似平凡的女人，干的事能震碎你的认知——她叫王选，为让日本承认“731细菌战”罪行，放弃年薪50万的工作，赌上全部身家，25年收集近千件史料，带着180位幸存老人打了72场国际官司！ 她不是“狠人”，是“疯子”——为了真相，她翻遍历史档案，走访幸存者，把日本政府的辩解一次次怼回去。7年官司，73岁还在奔走，最终让日本把罪行写进教科书。有人问：“值得吗？”她答：“有些历史，忘了就是第二次屠杀！” 我们总说“正义会迟到”，但王选用半生证明：正义需要有人豁出命去追。如果是你，会为一句“真相”赌上全部吗？ ---- 我头一次见她，是在义乌火车站，人挤人，她背个磨到发白的帆布包，脚边摞着三箱复印件，用尼龙绳捆得死紧，像逃荒。检票员催她快过闸，她弯腰护着箱子，嘴里念叨：“别磕着，这都是命。”那瞬间我以为是哪位给医院送病历的家属，后来才知，那些“病历”是731部队给中国人做活体实验的原始记录，每一页都沾着脓血名字的味。 她跟我想象中的“大律师”毫不沾边：不化妆、不染头发，请翻译的预算紧巴巴，就请留学生吃盒饭抵工钱。一次开庭前夜，日方律师团放话“细菌战无直接证据”，她急得在旅馆走廊来回走，脚底板蹭得地毯冒烟。凌晨三点，她把我们从被窝里薅起来，说带我们去“抓鬼”——结果是拉去国立国会图书馆，钻地下档案库。她记得一本1943年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里夹着“Q热”数据，硬生生在一堵灰墙里抽出那张薄纸，纸边划破手指，血珠滴在“experimental subject”两个单词上，像给那段历史按了个红手印。 打官司的钱是凑来的：义乌小商品老板捐十万，说“我爷爷烂脚几十年，听说就是菌战后遗症”；杭州退休教师把退休金打她卡上，备注“给我死去的同学讨个名”；还有老太太卖了两只金镯子，镯子是她娘留下的嫁妆，她说“金子能再造，命不能”。王选把这些名字全记在一个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了透明胶贴了一层又一层，本子鼓得像要炸。每花一笔，她就拿圆珠笔在后面画五角星，后来我发现，那些星星比账本上的人名还多——她把自己也算进去了，却从不给自己画。 最崩溃的一次，是2005年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承认细菌战事实，但驳回赔偿。记者堵在法院门口，镜头贴脸，问她“输了吗”。她抹了把汗，说“输？今天以后，全日本的新闻标题都得写‘731确有其事’，这是广告费都买不到的版面”。当晚她照样啃便利店饭团，喝着免费热水，把判决书一句句译成中文，发给国内幸存者。有人回她“王同志，算了，我们都老了”，她回语音，嗓子沙哑：“老也得老在真相上，不能老在谎言里。” 她得罪的人海了去：国内某些“理性派”说她煽动民族情绪；日本右翼放卡车在她住处楼下循环喇叭“支那谎言”；还有大学同窗劝她“别折腾，回来当教授，年薪体面”。她笑笑：“体面？等死了墓碑上刻‘她一生很体面’，可历史书还写着‘731无证据’，那才真叫丢人。”后来真有人去她老家，给她父母做“思想工作”，老爷子一拍桌子：“我女儿干的是老天爷的活，你们算老几？” 2016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新编高中教师用书，首次出现“旧日本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表述，那天她正在浙江衢州乡下，给一位95岁的爷爷读新闻。爷爷患白内障，几乎看不见，听完眨巴半天眼，说“闺女，你替我把这页纸烧给我娘，她当年就是烂肚子走的，能闭眼啦”。王选后来告诉我，她跑到田埂上大哭，鼻涕糊了一脸，却不敢出声，怕老爷子听见以为“胜利”就可以死，她还想让他们多活几天，多看几次太阳。 有人算过她亏掉的钱：一套北京小两居、十年律师费、无数次机票，加起来够买栋别墅。她却说赚大了——“别墅能给谁住？真相才是公摊面积最大的不动产，全中国人都能住。”我反问：“那你老了怎么办？”她指着自己那口破包：“证据在，我就在。哪天我跑不动了，还有纸，纸比命长。” 去年她72岁，又跑黑龙江，找一份被虫蛀的防疫班名册。零下三十度，她摔进雪坑，腿肿得发亮，还拿塑料袋套着脚继续踩雪。村里年轻人刷抖音笑她“疯婆子”，她听见了，也笑：“不疯的人把历史都让出去了，我不疯谁疯？” 写到这儿，我抬头看墙上日历，她下周又要飞名古屋，为新一轮史料公示会站台。我问她机票钱够吗，她甩过来一个红包，写着“众筹，随意”，里面八块六毛八。我转了八百，留言：“不用谢，这是给未来的我投保——万一哪天我也需要有人替我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