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彭帮怀，“毒教材“吹哨的第一人，在教材纠错苦缠14年，22场官司，一次都没有赢过，但仍旧初心不改，被誉为教科书的守护者。 彭帮怀刚开作文培训班第六年，批改作业时撞见个棘手情况，有个学生的标点符号占格明显不对，他指出后，孩子梗着脖子反驳“书上就是这么印的”。 彭帮怀翻出苏教版三年级语文课本，果然在《我真棒》那篇示范习作里找到了一模一样的错误，他赶紧查1993年国家语委的规范，确认这种用法压根不合规矩。 本以为指出问题就能解决，没想到麻烦才刚开始，他把错误告诉其他学生，有家长直接找上门来退费，丢下句“你连教材都敢说不对，还教什么书”，硬生生拿走了120块学费。 那时候他的培训班才二十来个学生，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可他认死理，教材是孩子学习的标杆，错了就得改。 从那以后，彭帮怀养成了翻教材的习惯，他把苏教版三到六年级的语文书逐字逐句啃下来，一口气找出63处标点错误。 紧接着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有的课文没标作者姓名，涉嫌侵犯著作权；不同版本教材知识点还打架，比如《盘古开天辟地》里，苏教版写盘古睡了十万八千年，人教版却是一万八千年；刘禹锡的诗，一处是“山水翠”，一处是“山水色”，连老师都说不清哪个对。 他没憋着，先给出版社打电话，再给国家语委写信，甚至把问题反映到《咬文嚼字》编辑部，可这些渠道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回应得含糊其辞。最让他窝火的是，苏教版出版社找专家背书说“没问题”，转头却偷偷改了42处错误，剩下的愣是拖着不改。 2006年，彭帮怀第一次试着走法律途径，他把江苏教育出版社、新华书店和教育部一起告到法院，理由是审定、出版、销售环节都有责任。 结果法院压根不受理，律师劝他别把教育部扯进来，不然更没下文，他只好撤了教育部，只告出版社和书店，总算立上了案。可开庭后他才发现，败诉早成了定局。 法官给出的理由翻来覆去就那两条：教材经过教育部审定，算“合规产品”；国内压根没有专门鉴定教材对错的机构，他拿不出权威证据。 有次他在法庭上摆了一摞标注错误的教材，对方律师只轻飘飘一句“非原则性问题”就带过。截至2016年，他在郑州、南京、北京的法院来回跑，近20次起诉只开了11次庭，没一场胜诉。 最讽刺的是2013年那次，他把人教社告了之后，媒体一报道，人教社很快就印了近百万份勘误表发给全国学校，还公开道歉说要反省质量管理。 彭帮怀其实挺满意这个结果，甚至考虑过撤诉，因为他要的从来不是赔偿，只是让教材变对。可法院最后还是判他输了，理由依旧是“证据不足”。 这些年他没少受委屈，有的法官见他反复起诉，直言“你烦不烦”；出版社只在2015年底找过他一次，六个人带着和解协议，想给960块“劳务费”让他撤诉，谈话不到20分钟就被他怼了回去。 他不是不缺钱，培训班的收入要养家，打官司的路费、律师费全得自己扛，可他觉得“教科书对错是原则问题，不能用钱算”。 业内有人说他小题大做，觉得标点、字词的小错无关紧要，彭帮怀却急得直拍桌子，他见过太多学生把教材错处当真理，也听过老师因为教材矛盾陷入教学尴尬。在他眼里，“教科书出错是一种文化丑恶”，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没有辨别能力，错教材只会误导人。 他的坚持慢慢有了回响，人民网2013年专门报道过他的事，提他“维护教材权威性”的初心；中国青年网也评他，说他戳中了“教材当标准答案”的痛点。虽然官司没赢，但越来越多家长、老师开始关注教材质量，有的出版社悄悄改进了编校流程。 到现在14年过去，彭帮怀还在挑错，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各版本语文教材，每页都画满红圈批注。有人问他输了这么多次累不累，他指着窗外的小学说，只要孩子们还在用人教版、苏教版的课本，他就不能停。 这世上哪有天生的守护者，不过是有人把别人的“小事”，当成了自己的“大事”死磕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