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鲁迅本名周树人，却不知周树人，原来是周总理的叔叔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这我们都知道。周总理呢，出生在江苏淮安，但他的祖籍也是浙江绍兴。老话讲，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他们二位，还真是正儿八经的同宗同族。 根据族谱考证，鲁迅和周总理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写《爱莲说》的那位周敦颐。往下排，鲁迅是周敦颐的第三十二代孙，而周恩来是第三十三代孙。这辈分一出来，不就清楚了吗？鲁迅，确实比周总理大一辈。 周总理对这件事非常看重。1952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去中南海做客，总理一见她，就非常认真地说：“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许广平当时自然是连连说不敢当。 又有一次，是1969年，总理在开会期间，专门去北京饭店看望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他操着一口绍兴乡音，亲切地对周建人说：“建老，我已查过哉，你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你叔叔。”你看，这话说得多么恳切和自然。 聊到这，你可能会想，既然是亲戚，那他们生前肯定见过面，关系不错吧？ 这恰恰是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俩，一生都未曾谋面。 本来，他们有过一次绝佳的见面机会。那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正劲。21岁的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进步社团“觉悟社”，搞得有声有色。他们当时计划邀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来演讲，名单上就有鲁迅。 时间都定好了，是1919年11月8日。天津的青年们翘首以盼，周恩来更是充满了期待。可偏偏就在那天，鲁迅先生临时有事，去不了了。先生刚在北京的八道湾买了套房子，正忙着盯装修、付工钱呢。 鲁迅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八日晴。下午付木工泉五十。”就是这件“家务事”，让他错过了与那位“侄儿”的相见。最后，只好由他的弟弟周作人代他去了天津。 这件事，周总理一直记在心里，觉得非常遗憾。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71年，他在接见一位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时，还提起了这段往事，言语间满是惋惜。 一次擦肩，就是一生。命运的安排，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但这并没有阻碍两位伟人之间的“神交”。 虽然没见过面，但周总理对这位“本家大叔”的敬佩和关心，是实打实的。上世纪20年代末，上海的“革命文学”论争闹得不可开交，一些左翼作家把矛头对准了鲁迅。当时，在中央领导核心工作的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他明确指示，要立刻停止对鲁迅的攻击，要团结他、争取他。 他曾动情地说：“一句话，今后党在文艺战线上的旗帜是鲁迅。”这份信任和支持，在当时的环境下，对鲁迅来说是何等珍贵。 鲁迅先生那边呢？他对这位未曾谋面的“侄儿”，同样怀有好感。1936年，就在鲁迅去世前不久，他特意准备了两本刚刚出版的《海上述林》，托冯雪峰转交到陕北。他还特别叮嘱，一本皮脊的送给毛主席，另一本蓝绒面的送给周总理。 一个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一个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领导革命，素未谋面，心中却都惦念着彼此。 鲁迅先生逝世后，周总理更是用一生的时间，来纪念和弘扬这位“叔叔”的精神。 1938年，在武汉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周总理开篇就说：“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他号召大家学习鲁迅“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精神，来坚持抗战。 1946年，在上海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再次引用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说，这就是鲁迅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立场。对敌人要横眉冷对，对人民要做孺子牛。这几句话，后来也成了周总理自己一生的写照。 他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的办公室书架上，就常年放着一套《鲁迅全集》，他时常翻阅。1955年，他亲自去参观北京的鲁迅故居。那是个很小的院子，陈设极其简朴。 当他走到后院，他轻声问道：“鲁迅《秋夜》里的后园就是这里吗？那两株枣树在哪儿呢？”当听说原来的枣树已经枯死，现在的是后来补种的，总理的脸上流露出深深的惋惜。他对鲁迅作品的熟悉，对先生生活细节的关心，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更有意思的是，当工作人员介绍鲁迅母亲安排的“爱人”朱安住的房间时，周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咳，那怎么能叫爱人呢！”这一笑，充满了理解和人情味，瞬间拉近了伟人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 这份敬重，甚至体现在了国家外交的最高舞台上。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那次“破冰之旅”震惊了世界。周总理为尼克松准备的国礼中，就有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脊梁。 从宗族血脉上的叔侄，到革命道路上的神交，再到身后名节的守护。周恩来与鲁迅，这两位姓周的绍兴同乡，他们的人生轨迹虽然没有交汇，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始终紧密相连。 周总理敬重的，不仅仅是那位血缘上的“叔叔”，更是鲁迅身上那种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硬骨头”精神，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