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0年6月10号，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的巾帼英雄朱枫烈士留下的最后遗照。

这是1950年6月10号，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的巾帼英雄朱枫烈士留下的最后遗照。这位镇海的女儿，是一位地下工作者，一位隐蔽战线的英雄。为了信仰，她变卖家产支持革命，为了信仰她忍痛抛下骨肉亲情，前往孤岛台湾从事情报工作，最后被叛徒出卖，歃血孤岛，时年45岁。 你很难把照片里这位眼神沉静的女子，和“变卖家产”“深入虎穴”这样的词联系起来——朱枫出身镇海朱家，那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祖父是晚清举人，家里藏着满满一屋子古籍字画。她从小跟着沙孟海学书法，笔下的小楷娟秀又带劲，沙孟海后来回忆：“这姑娘写‘家国’二字，比男孩子还见筋骨。”26岁那年，她嫁给了商人朱晓光，日子过得优渥，家里有佣人，书房里摆着她收藏的端砚和古琴，按说该是安安稳稳的大家闺秀。 可抗战的炮声一响，这一切全变了。1937年宁波沦陷，她看着逃难的百姓挤在镇海码头，老人抱着饿死的孩子哭，年轻姑娘为了换口吃的卖掉首饰，心里像被刀扎。回家就翻出妆匣里的金镯子、翡翠簪子，又打开书房的书柜，把祖父留下的宋版书、明清字画全抱出来——这些是朱家传了三代的宝贝，她却眼都不眨地交给地下党，换成粮食和药品分给难民。朱晓光一开始不理解，说“咱们日子过好就行，别蹚这浑水”，她指着窗外的难民说：“国没了，家还能安稳吗？”后来她在上海办难童收容所，自己睡在收容所的木板上，每天给孩子洗衣做饭，手上磨出的茧子，比当年练书法时还厚。 1944年在上海被捕的那段经历，成了她这辈子最难忘的坎。日本宪兵把她关在地下室，灌凉水、上电刑，问她地下党的据点在哪里。她咬着牙说“不知道”，直到昏死过去，醒来时嘴里全是血——牙齿被打掉了两颗。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说只要招供就送她回镇海，还能给她一笔钱。她笑了，说“我朱枫要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干这行”。后来同志们把她救出来，她刚能下床，就摸黑爬回被查封的店铺，从天花板夹层里掏出藏着的存款账册——那是给地下党买武器的钱，她怕被敌人发现，硬是忍着伤口疼，把账册塞进棉衣里，走了十几里路送到联络点。 1949年接下赴台任务时，她刚和朱晓光在信里憧憬过未来。信里写着“等解放了，咱们回镇海老家，霞浦路的粥铺还开着，五岱洋的地能种菜，我给你挑粪都行”，字里行间全是烟火气。可接到命令那天，她把这封信叠好塞进贴身的衣袋，跟朱晓光说“我去趟香港，办点事就回来”——她没敢说真相，怕丈夫拦着，更怕自己忍不住哭。到了台湾，她伪装成商人太太，提着装着胭脂水粉的皮箱，在台北的茶楼、书店里和吴石接头。每次接过吴石递来的缩微胶卷，她都要先摸一摸衣袋里的信，心里默念“等任务完成，就能回家给孩子做红烧肉了”。 谁也没料到，叛徒蔡孝乾的叛变会把一切毁了。1950年2月，她刚把情报送到香港的联络人手里，就收到了“情况危急”的暗号。她想坐船离开，可港口已经被封锁，最后在舟山被抓。被捕那天，她从怀里掏出金戒指，咬碎了往肚子里吞——她不想被敌人审讯，更不想泄露半个字。抢救回来后，敌人对她严刑拷打，她还是一句话不说，连国民党的审讯记录里都写着“该犯党性坚强，屡审不供”。临刑前，她把身上的蓝布旗袍理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就像要去赴一场重要的约会。枪声响起时，她望着大陆的方向，嘴里还念着“家国平安”。 可国民党对这位烈士的迫害，没就此结束。他们把她的遗体扔进台北六张犁的乱葬岗，连块墓碑都没立，还在教科书里把她写成“匪谍”，说她“破坏两岸关系”。直到2014年，她的骨灰才终于回到镇海，宁波西门公园改叫“枫园”，园里立着她的塑像，手里捧着一本书，就像当年在书房里练字的模样。去年《沉默的荣耀》播到她吞金明志的片段，多少观众哭了——原来那些课本里的“英雄”，也曾是盼着回家的妻子、母亲。 现在有人说“信仰离我们太远”，可看看朱枫烈士，她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选择了挺身而出。她变卖的宝贝、挨过的酷刑、忍痛抛下的亲情，都是为了“家国平安”这四个字。这样的人，怎么能被忘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