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张宗昌和张作霖把酒言欢，张宗昌让自己的几个姨太太作陪，喝了3斤白酒后，两人都有些喝高了，张作霖借着酒劲，说道：“宗昌好福气啊，身边的每个女人都跟花一样漂亮，山东的风水就是养人啊。” 提起张宗昌，大家想到的多是那个兵不知多少、钱不知多少、姨太太不知多少的三不知将军，还有他那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打油诗。 可实际上，能够成为军阀的人也不可能是傻子，张宗昌早年在中东铁路上当过装卸工和扳道工，这段苦力经历，竟让他意外地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 这份语言天赋，成了他日后乱世中最大的本钱，1922年，机会来了，因俄国内战失败而流亡中国东北的白俄残兵，成了没人敢碰的烫手山芋。 张宗昌却凭着语言优势和早年在俄国混社会的经历，将上万名白俄士兵收入麾下，这支洋人雇佣军往阵前一站，对手常常腿肚子发软。 靠着这支王牌部队，张宗昌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为张作霖立下大功，也为自己换来了山东督办的宝座。 紧接着，迎娶五位白俄女性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下一步，这并非简单的个人喜好，而是一种稳固军心的政治联姻，是把他最核心的军事力量和自己更深地捆绑在一起。 从那一刻起，这些女人的身份就不再是妻子，而是他权力版图上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 如果说收编白俄军队是纯粹的实用主义，那带着这五位白俄姨太太招摇过市，则暴露了他骨子里的文化自卑。 他喜欢让她们坐着马车，浩浩荡荡地穿过济南的大街，然后得意洋洋地对人说：“俺这也是给咱中国人长脸！” 张宗昌认为，我能占有西方女人，就证明我比西方人更强，他想要通过这种粗暴的炫耀来伪造自己的强大，可结果却被知识界讥笑为暴发户心态。 这种用外部表演来填补内心空虚的模式，在他身上随处可见，他热衷于写诗，却只能写出筛石灰呀筛石灰这种水平的打油诗。 炫耀洋太太和炫耀烂诗，本质上是一回事，一个从底层爬上来、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正用最笨拙的方式，给自己披上一件高级身份的外衣。 当政治价值消失时，所有的道具都会被无情地扔掉。无论是扛枪的士兵，还是穿旗袍的姨太太，都成了张宗昌用完就丢的商品。 在那座军阀大院里，五位白俄姨太太过得并不风光，她们语言不通，文化隔阂，更关键的是没有子嗣，在那个时代等于被彻底边缘化。 张宗昌甚至会把姨太太当成礼物送给好友褚玉璞，足见在他眼里，这些人不过是可交易的物品。 1928年北伐军兵临城下，张宗昌兵败，再也养不起那支昂贵的雇佣军，便就地解散。 这些曾为他卖命的士兵，立刻遭到积怨已久的中国军队的报复，被殴打甚至杀害，资产一旦清零，就被立刻弃置。 张宗昌本人在1932年被刺杀于济南火车站，他的姨太太们也作鸟兽散，那五位白俄女人的结局最为悲惨，她们回不去故土，也融不进中国，最终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张宗昌用一生去表演强大，最终却只证明了自己的虚弱，这位曾不可一世的狗肉将军，死后尸体在野外放了好几天都无人收殓。 他追求了一辈子的脸面，在他生命结束时，被剥得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