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28 岁的谢津洗完澡，独自站在 23 层高楼的窗前，随后纵身跃下。当她躺在母亲怀中，气息微弱时，只留下一句悔恨的话：“妈妈，我好后悔，真没想到，毁掉我的竟然是打了别人那一巴掌。” 就在不久前，谢津还对母亲说：“妈，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房门关上的瞬间，她眼底藏着外人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 有绝望，有不甘，还有深深的无力。母亲在门外犹豫了片刻，终究没敢打扰，可谁能想到，再次推开房门时，看到的却是让夫妻俩彻底崩溃的景象。 谢津从小就爱唱歌，父母也全力支持她的爱好，家里常年摆着钢琴和老式收音机。儿时的她，最喜欢坐在窗台边，跟着母亲学唱歌。哪怕才五岁，唱错一个调子，母亲也会皱起眉头，语气严肃地纠正她。在这样的期待下，谢津心里早早绷起了一根弦：必须做到最好。 15 岁那年，谢津站上歌唱大赛的舞台，穿着蓝色裙子，手心全是汗。当她站在领奖台上，望向台下的母亲时，从母亲眼中看到的不是夸赞，更像是在问：“你还能做得更好吗？” 她也常常这样问自己，带着这份执念，她后来进入艺术团，开始频繁登台表演。1987 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1988 年，第二张专辑接踵而至。舞台越来越大，粉丝越来越多，可她心里的那根弦，却绷得越来越紧。 1990 年秋天，亚运会晚会后台灯火通明，谢津化着浓妆，身边站着那英、毛阿敏这样的前辈。工作人员递来麦克风时，她的手忍不住发抖。深吸一口气后，她唱起《亚运之光》，歌声落下，全场掌声雷动。后台，那英激动地挤到她身边，大声说：“你唱得太精彩了！” 可当她满心欢喜地回到家，父亲在沙发上看报纸，母亲在厨房忙碌，她兴奋地说：“妈，我今天特别开心！” 母亲却只淡淡回应：“你要记住，这仅仅是个开始。” 1992 年，谢津走进《中国风》演唱会的排练厅，谷建芬坐在钢琴前。她唱完一段后，谷建芬点头称赞：“你有自己的特色。” 直到这时，谢津才觉得自己真正得到了认可，心里的石头稍稍落地。 后来签约香港公司，是谢津第一次独自在外地过夜。母亲打来电话，反复叮嘱：“记得别到处乱跑，早点休息。” 她站在酒店窗前，看着楼下闪烁的霓虹，一股从未有过的孤独感涌上心头。再后来，华纳高管把合同放在她面前，她签字时手微微颤抖，母亲在一旁说：“签吧，这是难得的机会。” 她点了点头，没多想这份 “机会” 背后，藏着多少压力。 在录制《说唱脸谱》时，谢津在录音棚里一遍遍重复演唱，制作人皱着眉头说：“再来一次，再精准一点。” 她咬紧牙关，嗓子唱哑了也不肯停。直到凌晨两点走出录音棚，街道上空无一人，出租车司机看着她疲惫的模样，忍不住说：“小姑娘，别太劳累了。” 可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紧绷，不允许自己有丝毫松懈。 1994 年，央视舞台向谢津敞开，所有人都在等她上场。她穿着定制的旗袍，站在走廊尽头，节目组人员不停催促：“快点，该你上场了。” 她深吸一口气走上台，《说唱脸谱》的旋律响起，一开口就吸引了全场目光，观众席鸦雀无声。节目播出后，家里的电话每天都响到深夜，她的事业也迎来了巅峰。 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一场普通的校园演唱会上，音响突然出了故障，谢津在后台急得团团转。随行人员说话时态度不耐烦，她一时冲动，抬手就甩了对方一巴掌，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当天晚上，经理把她叫到房间，严肃地问：“你知道自己打的是谁吗？” 谢津这才反应过来，手指瞬间冰凉 —— 她闯下了大祸。 很快，媒体开始疯狂报道这件事，负面新闻一夜之间传遍各地。谢津躲在家里，关掉手机，不敢面对外界，可母亲在客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语气里满是失望：“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你知不知道这会毁了你？” 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谢津心上。 华纳公司很快发来通知，暂停了她所有的宣传活动和新专辑计划，曾经的 “机会” 变成了束缚她的枷锁。谢津被困在家里，每天醒来就是刷新闻、盯着天花板发呆。母亲还像以前一样，要求她早起练声，可她再也提不起劲，心里的光一点点熄灭。 1995年春节，她还是出现在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彩排时，导演说：“你别想太多，还是唱你自己的风格就好。”但她发现，观众席上的反应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热烈了。
春晚之后，她接到的通告越来越少。偶尔有小型演出，谢津总是提前到场，安静地坐在后台。别人聊天时，她只是低头看着手机。她的社交圈子越来越窄，朋友们聚会也不再叫上她，她也没有心情去面对外界。
1996年，天津电视台请她录制节目，舞台不再明亮，观众席只坐了一半。演唱完新歌《过客》后，她收拾好东西，低头走出后台，没有人拦住她，也没有人送别她。
她变得越来越沉默，身边只剩下母亲和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外界对她的关注渐渐消失，唱片公司也没有再联系她，谢津在家里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