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为何呈现爆发式增长？ 宋朝时中国人口就已破亿，可到了清初却只剩不到两千万。短短一百多年后，这个数字竟暴涨到四亿，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四成。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天降神迹还是人为改变？答案藏在几道看似简单的政策里。 说起清初的人口，真是惨不忍睹。明末那些年，李自成的农民军和明朝官兵打得不可开交，双方都从老百姓里头抓壮丁，这些没经过训练的农家子弟一上战场基本就是送死。更糟糕的是清军入关后，为了让百姓服从，在扬州、嘉定这些富庶地方大开杀戒。原本人口最密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经过这么一折腾，到处都是萧条景象。 顺治末年统计下来，全国人口还不到两千万。要知道古代中国靠的就是农业，没有足够的人手种地，粮食产量上不去，国家的赋税收入也跟着缩水。所以让人口尽快恢复，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头等大事。 康熙五十一年，也就是1712年，康熙下了一道很有意思的诏令。他说现在天下太平了，人口在增长，但土地并没有增加，如果按照新增的人口继续收人头税，老百姓肯定受不了。于是他决定把当年统计出来的两千四百多万人丁数固定下来，以后新生的孩子一律不再收人头税。这就是所谓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这政策听起来不错，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问题。因为各地人口有增有减，固定下来的税额和实际情况总对不上号。更要命的是，穷人家虽然人丁税固定了，但只要你有人口，还是得交钱，负担依然不轻。 到了雍正这一代，事情有了转机。雍正元年，直隶巡抚李维钧上奏说，各地田赋能收上来，但人头税总是收不齐。原因很简单：有地的人有收入，交得起税；穷人没地没收入，经常交不起。他建议把人头税并入田赋一起收，按土地面积算，有地的交，没地的不交。 雍正一开始还犹豫，因为康熙年间四川试过这招，结果地主不干了，闹起了事。但李维钧再次上奏，说地主肯定会反对，请皇上撑腰。雍正最后下了决心，让李维钧放手去干，谁敢阻挠就用武力解决。 改革从直隶开始试点。遇到地主闹事，李维钧直接抓人，毫不手软。浙江那边的巡抚法海就没这个魄力，一百多个地主跑到衙门闹，他吓得赶紧取消政策。结果没地的穷人不干了，也跑到衙门大闹，掀翻房顶的瓦片往下扔，闹得不可开交。雍正一看，直接把法海撤了职，换上自己的心腹李卫。李卫到任后强力推行，谁反对收拾谁，这才把改革推进下去。 到了雍正四年，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实施了”摊丁入亩”。各地的标准不太一样，但原则都是一个：田多交得多，田少交得少，没田不用交。福建每地赋一两要摊丁银五分多到三钱多不等，山东是一钱一分五厘，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定。 这个改革带来的变化立竿见影。以前那些没地或少地的农民，每年都得掏人头税，现在不用交了，负担一下子轻了不少。最关键的是，生孩子不再增加税负，老百姓自然就敢多生了。康熙五十年到六十一年这十来年，人口就从两千四百多万增加到两千七百多万。 除了税制改革，耕地面积的扩大也很重要。顺治十八年全国田地只有五百多万顷，到康熙六十一年增加到八百五十多万顷，雍正十二年达到八百九十万顷。地多了，粮食也就多了。 至于很多人说的红薯、玉米这些美洲作物的作用，其实没那么神奇。根据民国初年的统计，玉米和薯类种植面积只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点二，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七点六七。这个比例在清朝只会更低。真正养活几亿人口的，还是传统的稻米和小麦。 人口增长的速度确实惊人。乾隆三十一年突破两亿，乾隆五十五年突破三亿，道光十四年达到四亿。这在当时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充足的劳动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也大幅增加。康熙末年国库只有八百万两银子，雍正末年就有六千万两了。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超耕地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到乾隆中后期，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人多地少的紧张局面。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浪，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大规模的民变背后，都与人口压力和生存困境有关。 从两千万到四亿，清朝人口的暴涨离不开税制改革带来的生育意愿提升。但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人口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你觉得当时如果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清朝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欢迎留言聊聊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