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周海婴与母亲许广平站在父亲鲁迅的墓前。周海婴出生时，鲁迅已48岁（许广平32岁），友人询问孩子姓名，鲁迅答：“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婴儿，就叫‘海婴’吧。”有人认为此名草率，鲁迅对许广平笑称：“若孩子长大后嫌名字俗气，可自己改掉，反正我取的名字只算暂用。” 鲁迅与许广平的缘分始于1925年的一封书信，彼时44岁的鲁迅在女师大任教，27岁的许广平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之名致信求教，鲁迅当日即复，以“广平兄”相称开启了跨越十七年的情谊。世人眼中冷峻的鲁迅，在这段关系里尽显柔情，他在日记中写下“夜为害马剪去鬃毛”，“害马”是对参与学潮被校方斥为“害群之马”的许广平的亲昵戏称，那句“剪去鬃毛”藏着不为外人道的温情。 1926年两人分居南北，厦门到广州的距离成了思念的刻度。鲁迅每日数着80步路程往返邮政所盼信，半夜寄信后因担心新邮差可靠，次日再补寄一封；爬山时偶遇刻有“许”字的墓碑，竟特意涂深字迹倚碑留影，以寄牵挂。更令人动容的是，校园相思树被猪啃食时，这位文人竟一跃而起“与猪决斗”，只因那树叶在他心中是爱情的象征。 1927年两人共赴上海定居，生活虽艰却甘之如饴。鲁迅北上探母时，在“老虎尾巴”书屋深夜致信：“此刻是二十三日之夜十点半，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有人屡次坐过的”。他会精选印着枇杷与并蒂莲的花笺写信，只因枇杷是许广平所爱，并蒂莲暗喻相守；归来时带回的小米、棒子面，皆是寻常却暖心的牵挂。1934年赠予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扉页上，“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的题诗，道尽了这段关系的真谛。 1936年10月，鲁迅在沪病逝，年仅7岁的周海婴骤然失去父亲。许广平强忍悲痛，一面抚养幼子，一面扛起整理鲁迅遗稿的重任，同时坚持每月给鲁迅原配朱安寄送生活费，直至其1947年逝世，十一年未曾间断。这段岁月里，母子俩不仅要面对生活拮据，还要厘清鲁迅诊疗中的疑团 多年后周海婴回忆，建人叔叔曾提及邓肯医生当年断言“抽去肋膜积液可活十年”，而日本医生须藤却延迟诊治，母亲曾多次奔走求证，只因须藤早被遣返未果。 许广平以坚韧为海婴撑起成长的天空，她延续着鲁迅的教育理念，既不灌输“名人之子”的光环，也不回避历史真相。1949年后，许广平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等职，仍坚持整理出版《鲁迅全集》，她在《欣慰的纪念》中记录的生活细节，为海婴保留了父亲的鲜活印记。 1968年，许广平因书信手稿失窃事件刺激病逝，此时的周海婴已近不惑，母亲用一生践行的“相守”与“传承”，成为他此后人生的精神坐标。 成年后的周海婴以《鲁迅与我七十年》为世人还原了真实的父亲形象，这部沉郁三十余年的回忆录，既有无条件的温情，也有直面史实的勇气。 他在书中纠正了诸多误解：父亲并非因笔战嗜饮烈酒，胃病实为早年赶考暴食奔跑所致，发病时只能以桌角顶腹止痛；那个被外界视为“冷峻”的文人，在家中会陪他玩“打游击”，会耐心解答“人是怎么来的”这类孩童问题，践行着“爱与自由”的教育理念。 周海婴的回忆里，父亲的爱藏在细节之中：深夜写作时，会轻手轻脚绕过酣睡的他；得知他喜欢无线电，便默默支持其日后钻研物理；即便对自己取的“海婴”之名看似随意，实则在《答客诮》中早已剖白“怜子”初心。对于父亲诊疗的悬案，他如实记录建人叔叔的口述与母亲当年的奔走，不为尊者讳，只为留存历史真相。 晚年的周海婴担任多个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致力于鲁迅精神的传播。他用一生证明，父亲留给自己最珍贵的遗产，不是“鲁迅之子”的头衔，而是那份“直面人生”的勇气与“甘苦与共”的温情，正如墓前那束跨越时空的凝望，始终温暖而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