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俘虏交换后，200多名战士终于回到祖国。他们刚刚跨过边境线，广州军区

1979年，俘虏交换后，200多名战士终于回到祖国。他们刚刚跨过边境线，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突然命令：连长和指导员立刻送上军事法庭，其他人全部就地转业，回家。 友谊关前，二百余名解放军战士跨过边境线，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这些从越南战俘营归来的官兵们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不是鲜花与拥抱，而是一场改变命运的严厉审判。 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逐渐接近尾声，中国军队在达到预期作战目标后，开始有计划地回撤。 就在主力部队井然有序撤回国内的同时，50军150师448团8连的官兵们却深陷越南高平以南茂密的热带丛林中，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困境。 这个连队由连长冯增敏和指导员李和平率领，在3月11日开始的撤退行动中，因上级指挥失误和地形不熟，不幸被越军分割包围。 在数次突围失败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军的选择，放下武器，集体投降。 150师作为参战部队中较晚入越的部队，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才获准出境执行任务。 该师由于紧急扩编，新兵比例很高，训练和实战经验相对不足。 3月10日，150师接到命令掩护友军撤退，部队上下弥漫着求战心切的情绪，师部在确定撤退路线时，却产生了严重分歧。 师长刘同声主张按原路撤回，这样安全快速；而50军副军长关豁明却贪功心切，坚持要让部队转走小路，以“扩大战果”。 意见分歧最终以副军长的意志而告终，这个决定将448团送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危险之路。 3月11日，448团在班英地区遭遇了从河内赶来的越南精锐部队。团部遭遇袭击后，副军长仍拒绝部队更改路线，执意要求继续前进。 越军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迅速对448团实施分割包围。2营首先被围，请求全团回援，但师部不同意，只命令他们自行突围。 无奈之下，团部只能派出1连和8连前去增援，这两个连队在小路行进中很快被打散，8连更是陷入了重重包围。 热带雨林的环境极其恶劣，8连官兵不仅弹药粮食匮乏，对周围地形也一无所知。越军占据有利位置，悄无声息地收紧包围圈。 在被围困数天后，8连的处境日益艰难。弹药即将耗尽，伤员不断增加，全连士气低落。 连长冯增敏和指导员李和平意识到，他们面临着军人最为艰难的抉择——是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还是选择投降保全生命。 冯增敏后来回忆，当时他看着连队里那些年的面孔，想到这些大多是新兵的战士们还有家人等着他们回去，内心经历了剧烈的挣扎。 最终，冯增敏和李和平召集了连队支委会，讨论决定全连放下武器，会议上，几乎所有干部都同意投降，只有一名排长表示反对，坚持应当突围。 这名排长最终被控制起来。副连长王立新则坚决反对投降决定，他带领43名战士决心突围。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王立新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走！” 他们最终大部分壮烈牺牲，王立新抱着集束手榴弹冲向敌军，与十几名越军同归于尽。这位英勇的军官后来被追记一等功。 而8连的202名官兵则在冯增敏和李和平的带领下，向越军投降。这一决定，创下了解放军建军以来最大规模投降的记录。 1979年5月，中越开始通过红十字会交换战俘，中国军方统计，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方共有239人被俘，其中219人来自448团。 当8连的官兵们跨过友谊关返回祖国时，他们满心以为苦难已经结束，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生活。 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严格的审查和严厉的军纪处分。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一向以从严治军著称的他立即下令：将连长冯增敏和指导员李和平送交军事法庭，其余战士全部就地转业。 许世友认为，这种成建制的投降行为严重损害了军队的荣誉和士气。 军事法庭最终以投降罪判处冯增敏和李和平十年有期徒刑，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和军籍。而那位被捆绑的排长，因为坚持原则而被安排提前转业。 其他战士多数被押送或提前退伍，50军也因为这一事件蒙上了阴影，在1985年的大裁军中，这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被撤销番号。 冯增敏在刑满释放后，有记者采访他时间及当初的选择，他只说了四个字：“无可奈何”。他后来还表示：“我必须对手下的202个家庭负责。” 战争结束后，王立新被追记一等功，他的英勇事迹在军中传颂，而冯增敏出狱后默默务农，李和平进厂工作，他们都选择了低调生活。 那些就地转业的战士们散居全国各地，很少有人再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仅在150师，越军就俘虏了219名中国官兵，而8连那场发生在1979年3月的悲剧，成为我军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