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说：“毛主席读书，之所以读得深，看得透，源于他特殊的读书法。同一事件，他会找不同的著作摆放在一起，对比着读。找其相同处，分析其不同处，再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判定各位作者的局限性和进步性，局限性，引以为诫；进步性，加以学习。所以，他的目光，总能穿透历史的雾霾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毛主席的私人藏书将近10万册，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从《永乐大典》到马列著作，从自然科学到文学名著，能摆满整个菊香书屋。 光有自己的书还不够，北京图书馆给他办了一号借书证，从1958年一直用到去世，仅1974年他就从那里借了近600种书刊，足足1100多册。 外出巡视时，他也总让工作人员从当地图书馆借书，杭州、上海、广州的图书馆里，都留着他的借阅记录。 这些书不只是摆设，他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火车上、轮船上，甚至厕所里都放着书，随手就能拿起一本读，为的就是随时能找到不同著作比对着看。 他的对比阅读，在研读史书时表现得尤为鲜明，读《二十四史》时，同一个历史人物，他会翻遍不同朝代史家的记载。 比如说曹操，有的史书骂他是“奸雄”，注文里贴了不少“大字报”，毛主席却在旁边批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还称赞曹操的诗文“豁达通脱”，说应当学习。 可对宋太宗，毛主席就毫不客气，看到史书里说宋太宗“沉谋英断”，直接批上“但无能”，发现记载中契丹总用诱敌深入的办法打败他，又批注“宋人终不省”，一眼就点出了这位皇帝的局限性。 就连初唐诗人王勃，他也从诗文里看出“一辈子矛盾着”，既想做大官又做不成，想退隐又不甘心，这种对人物的精准判断，全靠对比不同史料和作品慢慢磨出来。 不止读史，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他的对比阅读更见功力。 《共产党宣言》他读了不下一百遍，写《新民主主义论》时翻了无数次，还会拿英文版和中文版对照着看，1953年版的英文本《矛盾论》上，写着1956年初读、1959年重读、1961年再读的痕迹。 1958年，他号召四级党委委员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建议后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求大家“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 他自己更是把这些书和中国实际对照，在《论十大关系》里提出走自己的路，就是看出了苏联模式的局限性，又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 研究战争时，这种对比法更是帮他看清了局势。 抗日战争初期，亡国论和速胜论吵得厉害，他找来中外军事名篇，还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把外国军事理论和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放在一起比。 别人只看到眼前的败仗或小胜，他却从不同战争案例的异同里，找出了持久战的规律，写下《论持久战》，准确预见了战争的三个阶段。 这种洞察力不是凭空来的，是把每一种观点都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掂量，好的就学，错的就避开。 毛主席一辈子都没停下这种“对比着读”的习惯，早年在井冈山，他坐在石头上读书，下雨了都没察觉，直到司务长给他戴斗笠才回过神。 长征路上躺在担架上，他也捧着书看。 晚年视力不行了，就换大字线装本，身体弱得坐不住，就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 1976年8月26日，他让工作人员找来了《容斋随笔》，9月8日那天，他还先后11次看书、看文件，累计近3个小时，第二天就离去了。 毛主席读书，是为了找答案、解决问题的。 就像他自己说的，读书要“挤”要“钻”，而对比着读，就是“钻”进去的最好办法。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纷繁的史料里看清历史的走向，在复杂的理论里找到适合中国的道路，让目光真正穿透历史的雾霾，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