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确不是普通人，她是一个从哈尔滨走出来的中俄混血儿，一个曾在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受训的高级间谍。 一个先后效力于日伪、国民党军统，最后潜伏在新中国心脏地带的破坏者。她的故事，比谍战小说还复杂，比影视剧还惊险。 钮梅波出生于1906年，父亲是哈尔滨的皮草商人，母亲有俄罗斯血统。她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精通俄语、日语、英语，还会弹钢琴、书法、舞蹈，妥妥的“上流名媛”。 只是这段好日子没持续太久。她17岁那年，父亲因生意失败自杀，母亲也撒手不管。 家道一落千丈，她被迫南下上海，进入福州路“长三堂子”谋生。仗着一副好皮囊和脑子灵活，很快成了沪上小有名气的交际花。 1930年代的上海并不太平。日本势力渗透严重，情报机关四处招募“有背景”的人物。钮梅波正好被“梅机关”头目影佐祯昭盯上。 她的语言能力与社交资源，正是特务机构所需。1933年，她被秘密送往日本，接受系统的间谍训练。 内容不仅包括射击、爆破、无线电通讯，还包括如何用香皂藏密信、火柴盒藏胶片这些“冷门技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回到上海，迅速投入“76号特务机关”的组建工作。这是日伪政权下最臭名昭著的情报机构之一。 她色诱丁默邨，成为其亲信，直接参与多起情报和暗杀行动。 她曾成功诱捕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也曾策划用毒刺暗杀西南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更在76号交际处利用美色逼迫被捕人员叛变。 她的手段极其老练，甚至在敌我双方的高层中都留下了复杂的人脉关系。 1945年，日本投降，按理说像她这样的汉奸间谍应该被清算。但她不仅逃过一劫，还被国民党军统吸纳，戴笠直接授予她上校军衔。 她依靠原有的人脉和渠道，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8年，她在开封执行任务时被地下党识破，虽被捕却凭借精湛的化装术成功脱逃。 1949年，局势突变。国民党准备撤退，她却没有随之南下，而是选择留下来继续潜伏。她清楚，战争没有结束，只是换了战场。 她染发、涂铅粉，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来自江苏的“刘老妈子”，在纱厂老板的空宅里当佣人。 白天提菜篮买菜，晚上却换上旗袍高跟鞋，出入百乐门舞厅、秘密联络点等地，继续向台湾提供情报。 1950年1月，她通过内线罗炳乾，一名公安局留用的旧警察，获取上海市政府的通讯密码。这份情报，直接导致了“二六轰炸”事件。 17架飞机从台湾起飞，对准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投下炸弹，伤亡惨重。 数百人当场死亡，上千人受伤。这一事件震动全国，也让她成为公安机关重点缉捕的目标。 上海市公安局在市长陈毅的指示下，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通过另一宗案件线索，警方锁定了罗炳乾，并发现他与一名“刘老妈子”有频繁接触。 这位“老妈子”传递情报的方式相当隐秘，用香皂藏纸条、用橡胶糖传口令，外人根本难以察觉。 专案组决定设局，让罗炳乾以“五一劳动节陈毅市长行程”为诱饵，引钮梅波上钩。 钮梅波极为警觉，在街头看到约定暗号后，竟临时改约至大沪舞厅。公安人员早有准备，舞厅四周布满警力。 当她试图从暗道逃跑时，被围捕在弄堂里，虽拼死反抗，最终还是束手就擒。 被捕那年她面容苍老，双手满是老茧。她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接受长时间审讯。 面对证据，她供认不讳，但始终没有悔意。她曾说：“我这一生，活得比男人还像男人。”但她也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 1955年4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以“汉奸叛国罪”正式宣判死刑。她的罪名包括参与敌伪情报机构、组织暗杀、破坏国家重要设施、泄露国家机密等。 行刑当天，围观群众听闻她直接参与了“二六轰炸”、还策划暗杀陈毅市长，群情激愤。 哪怕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棉布衣服，看起来毫无威胁，但她所造成的损失，是上海人民永远也忘不了的。 钮梅波的覆灭，是那个时代特务斗争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安机关破获了数千起类似案件，而她的案子被作为反特斗争的典型案例广泛宣传。 这场公开处决，不只是一次法律的宣判，更是对敌特分子的一次强烈警示。 信息来源： 《钮梅波》——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