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钍反应堆项目首席科学家在电脑前去世，项目历史性突破前 2025 年 9 月 14 日，70 岁的徐洪杰在电脑前溘然长逝，屏幕上还停留着为次日本科生开学第一课准备的课件。 这位为钍基熔盐堆研究倾注16年心血的科学家，未能见证一个多月后甘肃武威的历史性突破——全球唯一运行的钍基熔盐实验堆完成钍铀转换，中国就此奠定第四代核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我国常用的核电技术多基于铀反应堆，如日本福岛核电站采用的技术，需高压运行且依赖大量冷却水，选址需临近海岸。 而徐洪杰团队研发的钍基熔盐堆，据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数据显示，采用常压运行模式且无需水资源支撑，戈壁荒漠即可满足建设条件，更具备绝对安全性——温度超标时可自动停堆，配备的“冷冻阀”能将熔盐排入安全罐，从根源上杜绝泄漏风险，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早将其评定为“失效安全”技术。 徐洪杰的科研生涯，堪称两次“从零起步”的攻坚历程。上世纪90年代，他接手上海同步辐射装置项目，当时国际同类装置技术已成熟，我国相关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核心图纸需自主绘制。 他带领团队在实验室深耕6年，使该装置性能跻身全球前三，当前我国芯片研发、新药创制等领域依赖的同步辐射技术，均得益于这一阶段奠定的基础。2009年，54岁的他再接任钍基熔盐堆项目负责人，此后16年始终坚守研发一线。 鲜为人知的是，我国启动钍基熔盐堆研发，是应对能源领域“卡脖子”困境的必然选择。我国铀资源储量仅占全球0.7%，长期依赖进口保障核电需求；而钍资源储量达28万吨，位列全球第二，资源禀赋优势显著。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曾开展钍基熔盐堆实验，但因铀产业链已形成规模且军方更倾向于具备核武器化潜力的铀技术，项目最终终止。苏联同期也进行过相关研究，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转向现有技术的安全改进，研究随之搁置。 项目推进过程中，最严峻的挑战出现在2018年，当时熔盐管道突发腐蚀泄漏，高温熔盐温度达600℃，一旦扩散将造成严重后果。徐洪杰带领3名核心技术人员进入高温厂房，连续48小时排查故障，防护服被汗水浸透后凝结成盐渍。 事后被问及风险时，他表示：“当年研发同步辐射装置时，高压舱险些发生爆炸仍未退缩，此风险不足为惧。”正是这种攻坚精神，推动团队于2020年突破熔盐防腐核心技术，较原计划提前两年达成目标。 传统铀反应堆产生的废料存在核扩散风险，而钍基熔盐堆废料的放射性半衰期从数万年缩短至数百年，且无法直接用于核武器制造，这一特性规避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限制。 更关键的是，戈壁荒漠的建设条件摆脱了对沿海地区的依赖，在西部边境部署可直接为军事基地供电，还能为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等装备提供稳定能源保障，对高原边防后勤体系形成革命性提升。 钍基熔盐堆若实现规模化应用，我国仅依托现有钍资源储量即可满足百年能源需求，叠加新能源产业的既有优势，将在全球能源博弈中形成核心竞争力。 美国能源部2025年发布的报告中紧急提出“重启钍基熔盐堆研发计划”，侧面印证我国技术领先引发的竞争焦虑。 值得关注的是，徐洪杰逝世前修改的课件中，专门新增“钍基熔盐堆与可控核聚变协同发展”章节。这一设计体现我国能源技术的梯次布局思路——钍基熔盐堆可为可控核聚变实验提供稳定高温能源，而中科院推进的聚变堆项目，目标直指2050年实现商业化应用。 国际社会的反应进一步印证技术突破的影响力，钍基熔盐堆实验成功后，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迅速派遣代表团访华，寻求技术引进合作——这些国家拥有石油资源优势，但缺乏安全稳定的基荷电源，钍基熔盐堆无需水资源的特性与沙漠环境高度适配。 美国则呈现双重态度，一方面指责我国“技术垄断”，另一方面通过第三方机构接触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试图获取实验数据。 针对“钍基熔盐堆商业化需十年周期，当前宣传过早”的质疑，可参考我国高铁发展历程作为回应。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初期，同样面临质疑声音，而十年间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 徐洪杰团队早已制定清晰规划：2030年前建成10万千瓦示范堆，2040年实现规模化运营，这一进度与全球能源转型的窗口期高度契合。更重要的是，我国在熔盐防腐、燃料转换等12项核心技术领域已布局专利，形成坚实技术壁垒。 徐洪杰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科学家的价值，应体现在成果转化的实践中。”如今在武威钍基熔盐堆实验基地旁，同事们为他立起石碑，镌刻着“熔盐为火，钍为薪，照前路”的铭文。 从同步辐射装置到钍基熔盐堆，他以两次从零起步的坚守证明，大国重器的研发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接力成果。 徐洪杰虽未亲眼见证钍基熔盐堆点亮万家灯火，但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科研项目，更传承了“啃硬骨头”的攻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