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极端恶性杀人案必在法律框架下，严惩犯罪，还受害人一个迟来的正义。但本案背后暴露的当代农村的深层矛盾和治理困境更值得重视。中国农村邻里关系的紧张在本案中被极端放大，深层动因包括：土地资源的高度重要性与边界不清。在宅基地、承包地等制度中，虽然“集体所有、农户使用”，但地块分布碎片化、边界标识模糊、历史遗留问题多，使得细微的土地侵占或使用纠纷极易引发长期矛盾。其次，部分农村地区基层治理力量薄弱，村委调解多依赖乡规民约和熟人社会，但人口流动加剧、邻里关系陌生化后，传统调解机制难以有效缓冲冲突。此外，农村普遍仍存在法律意识淡薄与矛盾升级路径单一的问题，当事人缺乏专业的法律求助渠道，小摩擦容易演化为大冲突。要避免类似悲剧重演，需从制度和治理两端发力：一是完善农村土地确权与边界数字化登记，减少纠纷的灰色空间；二是强化乡镇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业化建设，建立提前干预机制，将纠纷纳入可追踪的治理流程；三是推动农村普法常态化，提高居民用法维权而非“情绪对抗”的意识；四是针对高风险纠纷，建立由村干部、网格员、民警组成的多方联动预警机制。总之，只有以制度公平与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为支撑，才能真正降低邻里冲突的社会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