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00名乌克兰专家来中国做出巨大贡献后，竟然在采访中号啕大哭，他们在中国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何在采访中会痛哭流涕？ 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国家体制剧变，科研机构解散，大批专家失业。昔日身居高位、享受国家津贴的科学家们，突然之间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 “我们是真的饿了。”这是后来一位乌克兰专家在采访中说的第一句话，不加修饰，异常真实。 中国方面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区，虽然经济起飞，但在航空发动机、卫星导航、军事雷达等领域仍然技术受限，自主研发的进展缓慢。 于是中国向乌克兰抛出了橄榄枝，一方面是为了技术突破，另一方面也希望借这批专家加速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这一年双方达成合作协议，两百多名乌克兰专家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中有前苏联航空设计局的资深工程师，也有参与过航天项目的技术骨干，甚至有曾在核潜艇研发中担任要职的高级顾问。 刚下飞机时，很多专家都带着些许傲慢，他们认为来自技术强国的自己应该会受到中国方面的“超国民待遇”，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一批专家被安排在西安、沈阳、成都、贵阳等地的科研单位或军工厂，他们发现，自己住的不是想象中的高级公寓，而是简陋的招待所。 取暖条件差、饮食不习惯、语言不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技术虽然先进，但设备却跟不上，很多图纸都无法直接使用。 “我设计的是喷气发动机，但他们连数控车床都没有。”一位老专家在回忆时这样说。 更难的是每天要适应完全不一样的工作节奏，在原来的体制内，科研是按部就班、资源充足，而在中国科研人员要兼顾生产、管理、甚至行政事务，常常加班到深夜。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批乌克兰专家逐渐意识到，中国人虽然条件艰苦，但干劲十足，肯学、肯问、不怕累，他们开始放下身段，真正融入这个陌生的国度。 说到贡献可能很多人至今都不知道，今天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一些突破，正是从那段时间埋下的种子。 当时中国正着手研发涡扇发动机，但一直缺乏核心技术，而乌克兰的“伊夫琴科设计局”曾是苏联的发动机研发重地，其中几位专家直接参与过D-36、D-18T等型号的设计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提供了关键技术资料，还手把手指导中国工程师进行逆向设计。 在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一位名叫阿列克谢的乌克兰专家，甚至在厂房里架起了临时实验台，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模型测试。 那年冬天，厂房里没有暖气，他穿着棉衣一边画图一边解释原理，中国工程师至今仍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你们不是缺技术，是缺方法。” 在大连造船厂，一批乌克兰船舶设计专家参与了中国第一艘现代化驱逐舰的改进方案，虽然只是技术顾问，但他们留下的图纸和建议，为后来的“中华神盾”工程打下了基础。 除了工作压力之外，生活的孤独感也是这些专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很多专家带着家人来到中国，孩子读书成了问题，配偶就业也成了难题，有的专家配偶因语言障碍长期抑郁，有的孩子因为无法适应中国教育系统而选择回国。 “我女儿说，她在学校每天都被同学围着看，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位专家的妻子在采访中坦言。 更让人心酸的是，他们的贡献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被真正认可，因为保密原因，这些外国专家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公开的科研成果中，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一位叫谢尔盖的专家，在中国工作了整整八年，直到离开时，才收到一张“感谢信”。 时间来到2000年初，中国某知名媒体对这批乌克兰专家进行了集体采访，采访原本是为了纪念他们的贡献，然而在镜头前，几位专家却突然情绪崩溃。 一位专家说：“我不是为了钱来的，我是为了理想。可现在我的理想在哪里？” 那一刻所有人都沉默了，有人流泪，有人掩面，有人说不出话。他们不是为了抱怨，而是因为压抑太久，那些年他们经历了语言不通的挣扎、文化冲突的尴尬、家庭分离的痛苦，也经历了被误解、被遗忘的无奈。 这些乌克兰专家中，有的在项目结束后返回了乌克兰，有的则选择留在中国定居，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技术顾问，继续参与科研工作。甚至有几位专家的子女后来在中国大学读书、工作、成家，融入了中国社会。 但也有不少专家回到乌克兰后，过上了低调的生活，接受采访时，他们说得最多的不是遗憾，而是“值得”。 “在中国的那些年，我重新找回了工作的意义。”一位专家说。 这些乌克兰专家，是中乌科技交流历史上的关键一环，他们不是间谍，也不是外援，他们是那个时代中，一群用知识换尊严、用技术换未来的工程师。 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会出现在教科书上，但他们的贡献，却早已融入中国的蓝天、军舰和航天器之中。 参考资料： 新浪军事——乌克兰专家愿来华工作：钱哪都有但有一样仅中国能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