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在临终前提出想要在去看一眼天安门，可当他乘坐的轿车驶过天安门时，他忽然对一旁的妻子问道：“30年后，国家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那一刻，他不是科学家，更像个走到人生终点的普通人，在用尽最后的勇气，问自己值不值得。这是一个把命都交给国家的人，最后一次回望自己的一生。 邓稼先小时候瘦瘦小小，刚进西南联大时，连个像样的课桌都没有。父亲邓以蛰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家里书堆得像小山，从小耳濡目染，既读古文，又钻物理。 那会儿昆明的天总是灰蒙蒙的，联大的条件苦，学生们穿着补丁衣服，课余还得去田里种地。可邓稼先就是这群穷学生里最能钻研的一个，每次一到实验室就不肯走。 后来他去了美国普渡大学，二十三个月就拿下博士学位，年纪轻轻，教室里一站，人人都叫他“娃娃博士”。美国教授一度想把他留下，许诺职位和实验室，而彼时的中国刚刚从废墟里站起来，前景一片迷雾。 朝鲜半岛的枪声打破了太平，国际局势像一锅烧开的水，泡泡乱蹦。邓稼先只想一件事：回家。他知道，钱学森因为身份问题被扣在美国，差点回不来，自己再不动身，怕是下次连船票都买不到。于是博士帽还没捂热，他就登上了戈登将军号，带着一身本领和一腔热血，回到那个百废待兴的国家。 1958年秋天，钱三强突然把他叫进小黑屋，声音低得像蚊子：“国家要造大炮仗，你愿意来吗？”那会儿“596工程”是个天大的秘密，连名字都透着火药味,苏联专家一走了之，中国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 邓稼先没有犹豫，连夜回家，只给许鹿希扔下一句：“我的命就交给工作了，为它死了也值得。”许鹿希没问他去哪，只把晚饭热了又热，他吃了两口就走了，背影在楼道里拐了个弯，再也没回头。 从此，邓稼先消失在大众视野。二十八年，名字成了代号，家里人问他去哪，他总是搪塞两句。那时候的西北戈壁，白天风吹得脸像刀割，晚上冷得牙齿打架。 邓稼先像“铁人”一样，带队反复试验，遇到难题就一头扎进资料堆里。许鹿希一个人在北京，既要上班还得带孩子，邻居背后嘀咕：“邓稼先是不是抛家弃子了？”她只笑笑，什么也不解释。 外界的闲言碎语，她听得太多，早就习惯了。家里孩子生病，她自己扛，老人去世，他赶回来时母亲已经咽了气，这种亏欠成了心里永远的刺。 那年中国首次原子弹空投试验，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现场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就在所有人屏住呼吸准备庆祝时，核弹竟然坠地未爆。基地司令陈彬急得满头大汗，死死拦住邓稼先：“老邓，你不能去，你比我命值钱！”邓稼先只说了一句：“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他推开众人，自己穿了件简单的防护服就冲进沾染区，徒手把弹体碎片捧出来，手上还沾着放射性物质。 在基地，邓稼先的脾气其实很倔，凡事都争着上。他常常半夜还在推公式，遇到数据不对，能和同事掰扯到天亮。有人说他傻，他只笑着说：“国家需要，我能做多少算多少。”“596”这个代号，是中国人咬牙坚持的符号。邓稼先成了团队里最稳的主心骨，谁有情绪他就安抚谁，哪怕自己满身伤病也装作无事发生。 时间一晃，二十八年过去，他的身体早就被辐射和压力掏空。1986年，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邓稼先骨瘦如柴，脸上还时不时浮现出笑意。国家尽了最大努力救治，专家会诊，进口药物全都用上，可癌症像一道封锁线，越过了就回不去了。 许鹿希陪在床边，邓稼先有时昏迷，有时清醒，最清醒的时候还拉着于敏，写下关于中国核武发展的建议书。 国家奖给他一张特等奖状和二十元奖金，邓稼先接过时，眼睛里一点都没有戏谑，反倒像捧着一面军旗。他说：“这就是最高荣誉。” 参考资料： 共产党网：隐秘而伟大，他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信息来源：《邓老，多少年后，人们依然会记得你们》 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