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之父”——田汉，在监狱中不幸去世，享年70岁，直到7年后，他的妻子安娥才知晓丈夫的死讯，大家都说他走得太冤，但妻子却说：“他是有福气的。” 1975年，当听说那个七年前死在拘押所里的老头子不仅没了骨灰，连也是名字用的化名时，遗孀安娥没有哭天抢地，反而说他死得有福气，旁人不懂，觉得这是什么丧气话，可如果是看过他在最后日子里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加上心脏病反复折腾。 哪怕这所谓“福气”仅仅指代不用再拖着病体面对那无休止的审讯，似乎也成了一种极酸楚的解脱，在这个被定格在1968年凛冬的生命终点，哪怕是他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死讯，档案里那个叫“李伍”或者“李宇”的陌生名字，盖住了一位写出举国传唱词句的巨匠真容。 这大概是田汉人生中最讽刺的一笔：一个哪怕穷得啃大饼也要高谈阔论、一生唯恐不喧闹的剧作家，最后竟然走得如此无声无息，要是摊开田汉的情感账本，那绝对比他的剧本还要跌宕。 这人虽说是受过五四新风洗礼，骨子里却像极了《天龙八部》里的段正淳，总是处在旧情难忘和新欢入怀的夹缝里，当初因为要把舅舅当亲爹侍奉，他娶了表妹易漱瑜，这尚且算是一段青梅竹马的佳话，可当表妹病逝后，他在情感上的刹车皮就仿佛彻底坏了。 他一度听从亡妻遗愿试图和其闺蜜黄大琳凑合，但不过两年便因为那句著名的“新爱不若旧爱”而分道扬镳，真正让田汉头大的，是他在新加坡哪怕只靠书信也能撩拨回来的林维中，这个女人的出现，彻底把文人的浪漫撕得粉碎。 她可不是只会吟诗作对的主儿，在重庆街头拦截、在大庭广众下贴传单，甚至一直追到台湾发公开信辱骂，这场闹剧最后逼得郭沫若扣下离婚信，而田汉不得不掏出整整三百万法币的赡养费才算买了个清静。 相比之下，安娥的介入就显得极具戏剧张力，她本是组织派来的“特科”人员，带着任务接近，最后却成了那个既能让他从多角恋的烂泥里拔腿转向左翼阵营，又能让他即使面对鲁迅的翻脸也敢硬顶的“灵魂伴侣”。 如果说混乱的私生活是田汉性格里的“滥情”面，那么他在文坛的人缘则全毁在了一个“直”字上，夏衍眼里的田汉是个散财童子，有点钱就大家花，没钱了就一起啃烧饼，这种江湖气让他在朋友圈里很吃得开。 但一旦碰到讲究分寸的鲁迅，这种毫无遮拦的行事风格就成了灾难，早年在上海艺术大学做校长时月薪几百大洋的阔气，并未能帮他修补与左联核心的关系，事情坏就坏在他那张嘴和那只乱写的手上。 仅仅因为在宴席上聊起了日本作家的私交，或者是因为刊物送晚了这类芝麻小事，就让敏感的鲁迅觉得被怠慢，更要命的是，当年为了阻止叛徒杨邨人泄密，田汉甚至弄巧成拙地插手，反被鲁迅误以为是背后捅刀子。 那顶“四条汉子”的帽子，最早不过是文人笔战时的激愤之词，谁能想到三十年后，这竟成了他在秦城监狱里百口莫辩的催命符，更令人唏嘘的是，1957年他也曾这般糊涂过，在这个漩涡里并未站稳脚跟，顺着风向批了好友吴祖光，晚年对宗白华坦承悔意时。 那句“后悔批同志”显得既苍白又沉重，在那段被隔离审查的幽暗岁月里，每天趴在简陋房间里写自述的田汉，或许无数次回忆起他和聂耳窝在小房间里谱写那首进军曲的午后，当年安娥在战乱中把孩子送回河北老家谎称夭折。 以此换来全心投入革命的决绝，倒是真的换来了田汉创作方向的彻底转变，聂耳曾说《渔光曲》如果没有音乐根本卖不动，而他和田汉合作的那首曲子，最终却用歌词为这个民族铸了一道声浪的长城。 命运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就在他哪怕连真名都不配拥有的1968年，他突然倒地，随后经抢救无效去世了，可能是因为那个凌晨心脏病的突袭，也可能只是那一摔太过致命，直到七年后，同病相怜、半身不遂挤在西屋里的安娥才确切知道丈夫已去。 到了1979年追悼会上，曾让他名声扫地的林维中竟以前妻身份放声大哭，这一幕不知是真情的迟到宣泄，还是历史最后的荒诞注脚，在那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年代，田汉的一生就像个没排演好的多幕剧，充满了抢场、穿帮和即兴发挥。 他未必是个完美的道德标杆，私生活的混乱和政治斗争中的误伤他人，都是抹不去的瑕疵。但正如安娥所说，能在哪怕是最绝望的时候结束痛苦，未必不是一种福气，毕竟当肉身化作不知所踪的骨灰，那个激昂的声音却早在1982年被最高权力机关重新确认。 如今，每天清晨在广场升起旗帜时回荡的那个声音，早已不再属于那个名叫李伍或是李宇的死囚，它属于田汉，一个真实、复杂且破碎的爱国者。 信息来源：上观新闻——红色记忆 |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