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6月的悉尼港，一艘大船的出现让殖民者们欢呼雀跃。可等船靠岸人们才发现，船上装的不是急需的粮食，而是222个大多挺着肚子的女囚犯。澳大利亚的故事，就从这样荒诞又残酷的场景里，正式开始了。 彼时，英国热衷于在澳大利亚开拓殖民地，1788年，第一舰队初抵悉尼湾，此地一片荒芜寂寥，就连飞鸟都不愿在此稍作停歇，尽显荒凉之态。 殖民者们缺吃少穿，粮食危机闹得人心惶惶，他们天天盼着英国老家来船送补给，结果1790年等来的第二舰队里，这艘载女囚犯的船成了最大意外。 历史书上常说这是“第二舰队”的一部分，但很多人误以为它只是普通囚犯运输，其实，这船叫“朱莉安娜女士号”，专门运女囚犯，船上222人中，超过一半怀孕了。 这不是偶然，而是英国殖民策略的冷血算计——他们需要女性来平衡殖民地性别比例，顺便靠生育快速增加人口。 你可能好奇，为什么偏偏送女囚犯？英国那时候监狱人满为患，犯罪率飙升，政府想了个“眼不见心不烦”的招儿：把囚犯流放到澳大利亚。 但送男人容易引发暴乱，送女人呢？既能安抚殖民地光棍们，又能靠她们生孩子壮大劳动力。 这些女囚犯多数来自伦敦贫民窟，罪名无非是偷块面包或欠债不还，在航行中，她们被船员欺负是家常便饭，怀孕就成了普遍现象。 船到悉尼港时，殖民者们本来饿得眼冒金星，一看不是粮食，气得直跳脚，可转念一想，这些女人能生娃，长远看也算“人力资源”，这种矛盾心理，折射出殖民地的生存逻辑：残酷中带着实用主义。 说到这些女囚犯的命运，那可真是五味杂陈，她们上岸后，被分配给殖民者当佣人或“妻子”，很多人没得选，只能认命。 历史记录显示，其中一个叫玛丽·韦伯的女人，原本是街头小偷，到澳大利亚后嫁了个士兵，生了六个孩子，后代成了当地农夫。 但这种“成功故事”少之又少。更多女囚犯死于疾病或营养不良，毕竟殖民地医疗条件差，连干净水都缺。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数据说，早期女囚犯死亡率高达30%，比男囚犯还高，这不是因为她们弱，而是社会地位低，资源分配永远排最后。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事件的深层意义，它暴露了英国殖民体系的虚伪：嘴上喊着“文明开拓”，实际干的是人口贩卖的勾当。 女囚犯们成了殖民实验的小白鼠，她们的身体被当成工具，用来构建所谓“新社会”。 对比今天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这段历史就像根刺，提醒人们这个国家的诞生并不光彩。 现代澳大利亚学者常讨论，这种起点如何影响了后来的性别平等问题——直到20世纪初，澳大利亚女性还在为投票权斗争，根源或许就埋在这些女囚犯的遭遇里。 有人可能觉得，送女囚犯总比送男囚犯强吧？其实不然，男囚犯至少能干活修路，女囚犯却面临双重剥削：既要劳动，又要承担生育压力。 女囚犯生的孩子中，很多活不到五岁，因为食物短缺和疾病肆虐，这种“人口增长”表面赢麻了，实则代价惨重。 更讽刺的是，英国政府还美其名曰“改造囚犯”，可实际上，这些女人到了澳大利亚，多数人一辈子没翻身，后代也背着“囚犯子孙”的标签。 从经济角度看，这事件也不是孤例，同一时期，英国在美洲和印度也搞类似操作，但澳大利亚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隔离性——大洋隔绝，囚犯无处可逃，只能硬着头皮建设殖民地。 女囚犯的到来，意外催生了早期社会结构：她们中有人开店、做裁缝，慢慢形成小社区。 比如历史学家发现的个案中，一个叫伊丽莎白·麦奎尔的女囚犯，靠缝纫手艺攒钱买了地，成了小业主。这种韧性，算是黑暗中的一丝微光。 今天回看，1790年那艘船不仅是澳大利亚历史的转折点，更是全球殖民史的一个缩影。 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进步往往踩着普通人的血肉前行，下次听到澳大利亚的沙滩和袋鼠，别忘了这片土地曾用222个女人的肚子，写下第一页残酷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