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太监多数是忠臣，反而是文人，尤其是东林党断送了大明。大明朝自从出了一个三宝

明朝的太监多数是忠臣，反而是文人，尤其是东林党断送了大明。大明朝自从出了一个三宝太监之后，太监的骨头一个比一个硬，反倒成了大明朝廷里最靠谱的一股力量。   反观那些读了几十年圣贤书的文官，尤其是抱团成派的东林党，嘴上喊着 “家国天下”，实际干的全是断送大明江山的勾当。   明朝的皇帝打从建国后就没真正省心过，文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憋着劲儿跟皇权掰手腕，他们抱团取暖，结党营私，朝堂上拉帮结派搞党争，私下里兼并土地、勾结商贾，把国家的好处往自己口袋里扒，皇帝想要推行点新政、收点赋税填补国库，立马就被他们用 “祖制不可违”“轻徭薄赋是仁政” 的大帽子压下来，逼得皇帝只能把太监当成自己的左膀右臂。   太监这群体最实在，他们没儿没女没家族，离了皇帝就啥也不是，所以这辈子唯一的指望就是好好伺候皇帝，守住大明的江山，说他们是皇帝的忠犬一点都不为过。   成化年间的太监怀恩，面对奸臣刘瑾的要挟，硬是没低头，还帮着皇帝分辨忠奸，哪怕被排挤也始终站在皇权这边；天启皇帝时期的魏忠贤，虽然名声被东林党骂得狗血淋头，但他实打实帮皇帝压住了那群只会空谈的文官，让江南的工商税能收上来一部分，辽东的军饷也能勉强凑齐，那些被东林党斥为 “暴政” 的手段，说白了都是在帮皇帝稳住局面。   而文官集团就不一样了，他们有家族有门生，盘根错节的利益网遍布天下，狠起来连皇帝都敢算计，嘉靖年间的壬寅宫变，虽然是宫女动手，但背后少不了文官集团的默许和纵容，毕竟皇帝要是不听话，换个听话的新君对他们来说更划算。   东林党这群人更是把虚伪刻到了极致，他们自称 “清流”，实则是江南士绅和商贾的代言人，满脑子想的都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万历皇帝想派太监去各地开矿收工商税，补充国库应付边疆战事，东林党人跳出来拼死反对，说这是 “与民争利”，可他们自己却借着权力庇护，垄断了江南的丝绸、瓷器贸易，勾结倭寇搞走私，把本该收归国库的巨额利润装进了自己腰包。   根据史料记载，明朝全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三千五百多万两白银，比宋朝少了六千五百万两还多，不是明朝的工商业不发达，而是东林党人把工商税给废了，让国家眼睁睁看着巨额财富流入私人腰包，形成了 “国穷民贫官独富” 的荒唐局面。   在军国大事上，东林党人的表现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辽东战事吃紧，熊廷弼提出的 “三方布置策” 本是当时最可行的御敌方案，可就因为熊廷弼不愿依附东林党，还断了他们培养私人势力的路子，这群人就联合政敌一起诬陷他，硬是把能打仗的良将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换成了完全不懂军事的东林党人袁应泰，结果没几天就丢了辽、沈两座重镇，数万明军将士白白送命。   到了崇祯年间，东林党彻底掌权，更是把党争玩到了极致，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崇祯皇帝让大臣们捐钱守城，这群平日里锦衣玉食的文官一个个哭穷，说自己家徒四壁，可李自成进城后，从他们家里搜出的白银竟然高达上千万两，足够支撑明军打好几年仗。   反观太监，自始至终都站在皇帝这边。   崇祯皇帝煤山殉国的时候，满朝文官跑得无影无踪，只有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寸步不离，陪着他一起上吊自尽，正是这份忠诚，让崇祯没有落得 “众叛亲离” 的骂名，也把太监群体的忠义层次拔高到了新的高度。   明朝末年，太监们在战场上也没少流血，镇守边关的太监虽然不能亲自带兵，但他们监督将领、核实军饷，避免了很多文官克扣军饷、谎报军功的乱象，哪怕是被东林党骂作 “阉党” 的那些人，也从没出现过背叛皇帝、投靠外敌的情况。   说到底，明朝的太监忠于的是皇帝，更是大明的江山，他们没有文官集团那样复杂的利益纠葛，只能靠着皇帝的信任立足，所以拼尽全力维护皇权和王朝稳定。   而东林党人看似满口仁义道德，实则满肚子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搞党争、废工商税、陷害忠良，一步步把大明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如果不是东林党人处处掣肘，皇帝靠着太监集团或许还能稳住局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这群只会空谈的文官，最终亲手断送了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明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