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有人怀疑李时雨是地下党，戴笠知道后，哈哈大笑：“扯淡！谁都可能是，就李时雨不可能。” 为什么戴笠会如此笃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搞清楚，李时雨这位“红色大内卧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混成戴笠眼中的“能人”的。 李时雨，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家里算是殷实。这小伙子从小就是个学霸，一路从省会初中考进天津南开中学，最后进了国立北京政法大学。他自己把名字从“李亭芳”改成“李时雨”，带着一股子“及时雨宋江”那种扶危济困、救国救民的理想主义色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愤怒于家园沦陷，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法学院毕业，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惊险任务：潜伏。 他这一潜，就是十几年，每一次身份转换，都像换了一张脸，但内核始终如一。 最危险的潜伏，是打入汪伪政府。1939年，汪精卫要召开伪“六大”，组织决定让李时雨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借机打入。 凭借高学历和出色的口才，李时雨很快得到汪伪中央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的赏识。李时雨的官职，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到1942年，他已经是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兼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还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1942年12月，日伪正在秘密制定春季“清乡”计划。李时雨利用他是“陈公博心腹”的身份，找到了军政部秘书处长，以“陈市长要求通报”为由，毫不费力地拿到了详细的清乡计划文件。他立即拍下照片，通过秘密交通线送到了我党手中。 等日伪军按计划开始行动时，我军早有针对性部署，使得“清乡”计划彻底破产。后来，陈毅军长在总结反“清乡”会议时，还特别提到：“这一情报起码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这评价，分量重得惊人！ 抗战胜利后，汪伪政府倒台，国民党接管上海。李时雨面临新的选择：是撤离还是继续潜伏？ 这时候，一个意外的人物出现了，律师余详琴，他其实是军统沪区指挥站的负责人。余详琴找到李时雨，想让他把策反的军警拉到军统这边，同时保证李时雨能在军统谋个一官半职。 李时雨将情况上报，组织回复：“抓住机会，打入军统。” 就这样，在余详琴的安排下，李时雨摇身一变，从汪伪少将变成了军统的“卧底功臣”，身份是余详琴以前安插在汪伪政府的军统情报员。 到了军统，李时雨第一次见到了戴笠。在场的军统官员都以为他是戴笠的嫡系，因为戴笠亲自问：“谁是李时雨？”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戴笠对他赞誉有加，说他“很能干，打入汪伪政府为党国做了很多工作”。李时雨连声回答：“都是戴先生领导得好呀！”不久，他被正式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挂着少将军衔。 正是在军统内部潜伏的这段时间，李时雨屡立奇功，他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调动、对我党地下交通线的侦破计划等大量机密，并源源不断地送往延安。 所以，当沈维汉发来电报，说李时雨可能是共产党时，戴笠的反应完全符合他“特务之王”的逻辑：李时雨能打入汪伪高层，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而且我亲自见过、亲自表扬过，他对我又如此恭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这沈维汉是没事找事！ 更巧的是，戴笠在询问李时雨为人时，找的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而戴笠不知道的是，李国章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于是，戴笠从李国章口中听到的，自然都是关于李时雨的好话，这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 然而，戴笠的庇护，在1946年3月戛然而止——戴笠飞机失事身亡。 戴笠一死，军统内部开始争权夺利，李时雨这个“余详琴的人”自然成了沈维汉的眼中钉。沈维汉重新开始调查李时雨，并最终以李时雨妻弟曾被怀疑是共产党为由，向他发难。 尽管组织上已提前通知他撤离，并为他安排了前往东北的工作，但就在他准备离开上海的前一天，1946年9月17日，李时雨被沈维汉下令逮捕。 被捕前，他做了一个“神操作”：他把自己的汽车送给司机，托付了一件特殊任务——在自家门口“埋伏”两三天，提醒所有来找他的客人，他已被捕，不要靠近。正是这个周密的安排，使得我党上海地下党成员无一受牵连。 被捕后，他在军统看守所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敌人使尽了手段，但李时雨始终坚不吐实，最后敌人实在问不出任何线索，只能以“汉奸”罪名判处他7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直到1949年2月，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积极疏通和营救下，李时雨才得以被释放。 1949年4月初，李时雨取道香港，秘密来到了北平。在中南海，他受到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的接见，他上交了途经香港带回的绝密情报。 随后，他脱下穿了多年的国民党少将服，换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李时雨这一生，从一个热血青年，到法学院高材生，再到潜伏敌营的“窃听器”，他用智慧、胆识和信仰，在敌人心脏跳舞，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