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晚年陋规就已经合法化了，像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给刚上位的雍正说自己每年收礼，都能得到6.5万两银子。而这还是较低水准，隔壁的山东巡抚黄炳说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河南巡抚更是奏报：“一年所有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前半辈子打仗治国，搞得风生水起，可后头二十来年，精力跟不上了，儿子们还忙着争位子，整个官僚体系就松松垮垮。官员们工资低得可怜，一品大员一年才一百多两银子，够干啥？养家糊口都勉强，更别提衙门开销、上下打点。所以，大家伙儿就自创门路，多收税、多要礼，搞出火耗、鼠雀耗这些玩意儿。火耗听着像熔银子时掉渣，其实就是地方官多征一二成税，说是补损耗，实际全进自己兜里。鼠雀耗更逗，粮仓里报个老鼠鸟儿啃了二三十斤粮食，虚报出来转手卖掉。康熙知道这些事儿，但年纪大了，睁只眼闭只眼，觉得水清了没鱼，总得留点空间让官员们活络着干活。这么一放纵，陋规就从私下猫腻变成明面上的老规矩，整个官场像个大染缸，谁沾上谁黑。 雍正上台头一件事儿，就是戳破这层窗户纸。他刚坐稳龙椅，康熙六十一年底就发密旨，让各省总督巡抚老实汇报陋规收支，不加罪。雍正这人精明，表面温和，骨子里狠。他知道直接抓人没用，得先摸清底数。各地大员一看新皇帝来势汹汹，隆科多那帮老臣子刚被收拾，赶紧如实上折子。年希尧这家伙，年羹尧的哥哥，雍正元年刚到广东当巡抚，头一个月就摸清门道，上折子说衙门旧例，布政司平余八千两，四府桥税帮费七千两，司道节礼一年四季五万两，总共六万五千两上下。他这数字在巡抚堆里还算少的，搁当时广东一地，税银正额才几十万两，这陋规就占一角多。年希尧不是头一回玩这套，他早年做安徽布政使时，就因为查账得罪人被弹劾，康熙晚年才靠弟弟战功和妹妹在宫里说情，外放广东。结果他一报，雍正没骂，反而批了“知道了，毋庸议”，意思是先别动，你们自己掂量着来。 隔壁山东巡抚黄炳更狠，这满洲正黄旗的进士，雍正初年外放济南，报的数字直奔十一万二千两。黄炳在山东四年，政绩平平，专盯着礼单。衙门规礼从上任见面礼到节庆谢仪，全算进去，知府知县升迁得送程仪，过生日得贺寿礼，盘查粮库银库还得盘库礼，几千两起步。他这十一万两，够养一帮师爷家丁，日子过得油水足足。黄炳康熙五十二年中进士，早年做詹事府少詹事，顺天府尹，雍正看重他科班出身，才派去山东管地方。谁知他一到任，就把圣贤书换成银子账本，治下百姓税负加重，羊毛全出在羊身上。河南巡抚田文镜报得最简洁，就一句话：一年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田文镜这人复杂，雍正二年到河南，先做布政使，查出亏空，严得要命。河南地处中原，税粮重镇，陋规来源广，从端午中秋节礼到家人生日贺礼，再到属下调任离任礼，全是硬杠杠。他上报时，雍正正愁国库空虚，这二十万两一听，等于河南一省正税的四分之一，难怪雍正直摇头。 换成人民币，一两银子约六百块，六万五千两就是四千万，十一万两近七千万，二十万两上亿。官员正俸才一百多两，陋规是工资的数百倍，谁不眼红？年希尧、黄炳、田文镜这些封疆大吏，表面管一方，实际开着保护费公司，下属层层刮，百姓苦哈哈。雍正看完这些折子，没急着动手，先在山西试水。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敏上书，建议把火耗归公，意思是附加税全上交国库，再从里面拨养廉银给官员。雍正拍板，山西先干，藩库清点，四十三万两火耗分三份：二十万补亏空，九万公用，十四万养廉。知县领银时，户部造册，银车解京，叮当响一路。河南山东紧跟上，田文镜在洛阳推行，火耗率降到十三，银子直奔北京。广东年希尧领到一万五千两养廉，山东黄炳两万，河南三万，比陋规少一大截，但够体面过日子。 耗羡归公，国库从康熙末八百万两，几年内窜到五千万，边疆军费足了，百姓税负轻了点。养廉银高薪养廉，堵住官员灰色收入的口子，谁再伸手，就是明着抗旨，抓到严办。 黄炳也没好下场，雍正六年，山东道御史参他私收规礼不止，雍正下旨逮捕。黄炳解京，刑部大堂跪三天，判绞监候，死在诏狱，尸骨无存。田文镜反倒升了，雍正看他配合，设河南山东总督，管两省，治黄治理政，河南罢考案闹大，他严办生员，雍正还护着。雍正十年，改革全国铺开，官场表面清了，贪案少见。可雍正十三年暴崩，乾隆上台，养廉银标准悄降，地方财政还紧巴，官员们又开始挪用。乾隆中期，节礼规例改头换面卷土重来，福建一省亏空五十年的火耗才补齐。年希尧那六万五千两的折子，尘封档案，黄炳尸骨早散，田文镜死后谥文端，可陋规这鬼东西，根子在低税低俸的财政老毛病，雍正治标不治本，乾隆一松，旧病复发。到嘉庆道光，摊捐养廉银，官员俸禄变无俸，腐败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