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从五楼一跃而下，年仅43岁，然而14年后，却有确凿的证据指出：当年他没有自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的重庆天空阴沉，灰白的云层压得低低。重庆出版社宿舍楼下围着不少人，街口传出一句惊呼，空气似乎瞬间凝固。一个熟悉的名字在人群中被低声提起——罗广斌，《红岩》的作者。消息传开，很多人久久不语。这个曾经写下“红岩英烈”故事的人，怎么会突然离去？多年以后，围绕这场坠楼事件的种种疑点被陆续提起，一些“被掩盖的细节”浮出水面。 罗广斌生于1924年，重庆人，出身普通，却在青年时期展露出惊人的写作天分。早年在学校时，他常为同学朗读自己的手稿，文字中有火，有锋，有血。后来进入报社工作，笔下的报道被广泛传阅。那时的重庆，动荡与激情并存，罗广斌的文字被许多人视作信念的象征。经历多次波折，他坚持写作，创作出无数短篇。1957年，他与杨益言合作完成《红岩》，一经出版便引起强烈反响。 这部作品不仅是文学，更是一种精神标志，印数突破百万，读者信件如雪片般寄往出版社。 那几年，他的名字常出现在报纸和讲坛。重庆文联的会议上，总有人引用《红岩》中的句子。罗广斌谈起写作，总爱说：“只写活着的人，只写活着的信念。”后来生活的轨迹逐渐偏离正道。出版界的风向骤变，部分作品被重新审视，一些人被点名质疑。罗广斌的创作被定性为“思想复杂”，他被要求“检查”，同时停笔。身边朋友回忆，那段时间他很少说话，整天伏案，常常通宵修改稿件。有人见他在稿纸上反复写“要真实”，再划掉，又写上。那种执拗像是一种自我救赎。 1967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从出版社宿舍五楼坠下。官方记录上写着：“罗广斌因精神抑郁，跳楼身亡。”消息被简短处理，仅在内部刊物中出现。单位很快清理了他的遗物，书桌上摊着一份未完成的稿纸，第一页只写了四个字——“还要写下去”。那张纸后来被保存在重庆出版社资料室。没有遗书，没有目击者留下完整叙述。关于那一跳，坊间流传出多种版本，有人说他长时间受压抑情绪影响，也有人坚持认为现场有异状。事实被一层层尘封。 时间推进到1981年，《红岩》出版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在重庆举行。那天的发言名单上，罗广斌的名字被郑重提起，主持人语气哽咽。活动结束后，有老同事在背后低声议论：“真相，也许还没被说出。”不久后，一些回忆文章开始出现。部分旧友回忆他去世前曾被反复“约谈”，精神状态不稳。 1983年，《重庆文史资料选辑》刊出一篇题为《记罗广斌》的回忆文字，提到“死因疑点”四个字。尽管文章措辞谨慎，却让事件再次引起注意。公众的疑问被重新点燃：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1985年，重庆文联举办纪念展，展板上依旧沿用“自尽”一说。家属没有提出异议，场面安静。官方档案保持一致表述，《新华文摘》《红岩英烈传》等出版物都未更改记录。可在文学圈与地方文史界，不同声音逐渐浮现。一些老干部在内部研讨会上提出“应当重新核实罗广斌之死的细节”。他们认为“有些细节不合常理”，但相关档案尚未解封。一位参与整理资料的工作人员回忆，档案袋上确实写有“罗广斌事件”几个字，封条完好。那份文件的具体内容至今未公开。 进入2000年代，网络传播让旧事再度发酵。一篇署名“罗氏后人”的文章被转载，声称“掌握了当年被隐瞒的证据”。文章描述得细致，却没有档案编号或权威出处。 部分自媒体把标题写成“《红岩》作者真相大白”，阅读量很高。随后又有媒体采访老出版人，提及“现场目击者说法不一”。这些报道在读者中掀起热议，许多人选择相信“被害”一说，也有人坚持原版本。争论持续多年，始终没有结论。 有意思的是，罗广斌去世多年后，《红岩》的再版次数依然不断攀升。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都把这本书列入推荐读物。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的照片：黑白色调，目光坚定。展柜下方的小字写着：“作家罗广斌，生于重庆，著《红岩》，1967年离世。”参观者很少注意到那年的日期，更多人停在作品前沉思。生命早已远去，文字却依旧燃烧。无论真相如何，这个名字已与那部小说紧密相连，成为重庆文学史上无法忽视的一页。 每逢文学界纪念活动，都会有人提起“罗广斌之谜”。有学者在论文中写道：“文学史需要清理事实，更需要还原人。”那句话像是一种提醒。罗广斌留下的，不仅是《红岩》，还有未完的稿纸与无声的问号。面对争议，最稳妥的态度是回到原始资料，查档案，看文献，再看当年的报道。所有未经印证的“真相”都该被谨慎对待。 历史不拒绝猜测，但需要证据。 故事停留在那一刻，像被风吹皱的纸页，仍未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