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瞎眼的邓玉芬听见窝棚外有脚步声。一个颤抖的声音喊：“娘……”她手里的碗“哐当”掉在地上——这声音，她以为这辈子再也听不到了。 故事要从1933年讲起。日本人占了密云，邓玉芬拉着七个儿子，在黑夜里偷偷祭祖。她一字一句地说：“记住，咱是中国人。死也不能忘本！”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楔进儿子们心里。 1940年，八路军进了山。邓玉芬对丈夫说：“咱家穷，没枪没粮，但有人。”第二天，大儿子、二儿子就跟着游击队走了。邻居劝她：“玉芬，留个儿子吧！”她摇头：“都不打仗，鬼子能自己走吗？” 她的家成了八路军“后勤部”。伤员躺了一炕，她撕了唯一一件囫囵衣裳当绷带；粮食见底，她啃树皮，把窝头全塞给战士。三儿子从财主家跑回来，她擦掉儿子的眼泪：“走，娘送你参军。” 灾难来得又快又狠。1942年春天，丈夫和五儿子在地里种粮，被日军机枪扫倒。四儿子受伤被抓。消息传来，邓玉芬晕死过去。醒来后，她拽起六儿子、七儿子往深山里走，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回家！姓任的杀不绝！” 山上的窝棚还在，人却没了。大儿子伤口迸裂牺牲，二儿子吐血死在山洞，四儿子在监狱被活活折磨死。三年时间，邓玉芬送走五个亲人。她没在人前哭过，但眼睛慢慢看不清了。 最撕心裂肺的是小七。1944年扫荡，她背着7岁的小儿子躲进山洞。孩子饿得眼皮直抖，小声哼：“妈，我饿……”她不敢动——洞里还藏着十几个乡亲。天亮时，小七在她怀里断了气，轻得像片枯叶。 1945年，日本投降。邓玉芬摸到山顶，朝山谷喊：“老头子！孩子们！咱赢了！”声音在山里撞来撞去，没人应她。 可她还没熬到头。内战又起，她把最后一个健康的儿子——六儿子永恩叫到跟前。孩子才十几岁，她张了几次嘴，才说出话：“去部队吧。”送走儿子那晚，她整夜没睡。天没亮就追到县支队驻地，想反悔。 站在营地外，她听见里头传来操练声。那些喊声嫩生生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她站了很久，最终转身下山，只托人捎了句话：“给你哥报仇，立功了回来见我。” 1948年，这最后的儿子也牺牲了。邓玉芬的世界彻底黑了——眼睛瞎了，心里那盏灯也灭了。她整天坐在窝棚前，像个木头人。村里人叹息：“她在等死人呢。” 直到1949年秋天，那个傍晚。脚步声踏踏实实响过来，停在她面前。“娘……”声音哽咽着。邓玉芬浑身一震，手抖得厉害，碗摔碎了。她伸出枯瘦的手，摸到来人的脸——额头、鼻子、下巴……“永兴？”三儿子任永兴，当年随部队转战外地，战后找了一年多，终于摸回了猪头岭。 这个失去丈夫和六个儿子的母亲，用颤抖的手，摸到了最后一个孩子的脸庞。 1970年她临终前，对公社干部说：“把我埋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那些山记得，每条路上都走过她的儿子；风记得，她把所有孩子的名字都喊过千遍万遍。 如果你的家乡也有这样的英雄母亲，请在评论区留下她的故事，让光荣永不蒙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