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女地下党员罗文坤被捕后，敌人用尽酷刑仍未撬开她的嘴。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她难逃一死时，敌人却突然将她释放——看似“网开一面”的宽容，实则是布下的致命陷阱，特务早已在她身边暗中监视。谁也没想到，罗文坤接下来的决定，震惊了所有人：以死报警！ 说实话，换作任何人，扛过敌人的百般酷刑，又突然被莫名其妙释放，难免会松一口气，哪怕心里存疑，也会先想着活下去、先找机会联系组织。可罗文坤没有，从踏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起，她眼底没有丝毫侥幸，只有一片沉着的坚定——她太了解敌人的狡猾，这份突如其来的“自由”，从来不是宽容，是催命符，是想借着她，钓出潜伏在广州的所有地下党员。这份清醒，不是天生的，是多年地下工作磨出来的警惕，是刻在骨子里的革命信仰，容不得一丝侥幸，也容不得半点疏忽。 罗文坤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她是广东顺德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的女儿，从小读诗书、学礼仪，眉眼清秀，气质温婉，谁看了都觉得，这是个养在深闺、经不起风雨的姑娘。可没人知道，求学期间，她亲眼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暴行、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看着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一颗爱国的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芽。1936年，她放弃了安稳的教师职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地下革命工作，负责广州地区的情报传递、同志联络，还有进步青年的动员工作。 那时的地下工作，步步惊心，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自己、连累同志。罗文坤化名“罗坤”，以书店店员的身份为掩护，白天打理书店，接待顾客，晚上就偷偷整理情报、联络同志，把一封封密信藏在书籍的夹层里，把一个个指令传递到每一位潜伏的同志手中。她做事细心、沉稳，从不急躁，哪怕遇到特务巡查，也能从容应对，好几次靠着过人的智慧，躲过了敌人的盘查，保住了情报，也保住了身边的同志。战友们都愿意跟她配合，都说“有罗姐在，我们心里就踏实”。 1942年春，由于叛徒出卖，广州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罗文坤不幸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几位负责联络的同志。敌人知道她是地下党的核心联络人，认定她手里握着所有潜伏同志的名单和联络方式，于是对她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烙铁、灌辣椒水，凡是能想到的残忍手段，都用在了这个柔弱的姑娘身上。烙铁烫在她的手臂上，留下一片片焦黑的伤疤；辣椒水灌进喉咙，灼烧得她无法说话、无法吞咽；老虎凳压得她双腿骨折，连站立都成了奢望。 可无论敌人怎么折磨，罗文坤始终咬紧牙关，一字不吐。她看着敌人狰狞的嘴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招，哪怕死，也不能连累任何一位同志。她甚至故意装疯卖傻，忍受着身体的剧痛，眼神里满是倔强，让敌人既愤怒又无奈。就这样，僵持了半个多月，敌人见实在撬不开她的嘴，又不甘心就这么放过她，便想出了“释放监视”的毒计——他们以为，罗文坤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获释后必然会第一时间联系组织，到时候，只要跟着她，就能将广州地下党一网打尽，彻底摧毁整个联络网。 被释放那天，敌人派了两个特务乔装成路人，一路跟着罗文坤，暗中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就连她回到租住的小屋，窗外也有特务潜伏。罗文坤一进门，就察觉到了不对劲——门口的泥土有陌生的脚印，窗台上的花盆被挪动过，平日里用来传递暗号的窗台缝隙，被人动了手脚。她瞬间明白了敌人的阴谋，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不是恐惧，是焦急，是担忧——她知道，自己一旦踏出小屋，一旦试图联系任何一位同志，等待大家的，都是被捕、酷刑，甚至是死亡。 她坐在冰冷的木板床上，看着手臂上的伤疤，想起被捕前和战友们的约定，想起那些还在潜伏、等着她传递消息的同志，想起自己投身革命时的誓言，心里渐渐有了一个决绝的决定——以死报警。地下党早有约定，若同志被释放后无故牺牲，且死状异常，便是“危险警报”，提醒所有同志立刻转移、切断联络，放弃所有既定计划。她知道，只有自己死了，才能彻底打破敌人的阴谋，才能让同志们意识到危险，才能保住整个广州地下党组织。 那天晚上，罗文坤仔细整理了自己的衣物，把藏在发簪里的半张密信烧毁，又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没有抱怨，没有畏惧，只字未提同志的信息，只在末尾写下“山河无恙，同志保重”六个字，字里行间，满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战友的牵挂。随后，她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毒药，安静地躺在木板床上，闭上了双眼，年仅24岁。 第二天，特务发现罗文坤的尸体，气得暴跳如雷，他们没想到，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地下党员，竟然会用这种方式，粉碎他们的阴谋。而潜伏在广州的地下党员们，得知罗文坤牺牲的消息，又看到她留下的遗书和异常的死状，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迅速转移、切断所有联络，成功躲过了敌人的抓捕，保住了革命的火种。 罗文坤的牺牲，不是结束，是一种信仰的传承。1942年的中国，还处在黑暗与苦难之中，无数像罗文坤一样的地下党员，隐姓埋名，以身犯险，用生命守护着革命的希望，用忠诚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