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谭嗣同在刑场上被砍了30刀才身亡。 刽子手用的是最钝的“大将军刀”，每一刀下去都带着撕裂皮肉的声响，围观百姓有的吓得闭眼，有的却在叫好，这场面想想都让人心里发寒。 谁能想到这个33岁的男人，几天前还在军机处和光绪帝讨论着变法章程，如今却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要是泉下有知，怕是最有体会这种无奈。 作为湖广总督的他一辈子谨慎为官，可儿子偏偏要去碰“变法”这个烫手山芋。 12岁那年母亲和兄长接连病逝，父亲续弦后家里关系变得疏远，这或许让谭嗣同早早养成了叛逆性格。 本来想走科举老路的他，20岁时突然把八股文扔进了废纸篓，转头研究起《海国图志》这类“禁书”，气得谭继洵把他锁在书房三天，最后还是拗不过这个犟脾气的儿子。 欧阳中鹄算是谭嗣同的引路明灯，这位维新派学者不仅借给他看《瀛寰志略》，还带他认识了梁启超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1896年在南京那段日子，谭嗣同白天处理父亲留下的公务，晚上就躲在屋里写《仁学》，油灯经常亮到天明。 书里那句“冲决君主之网罗”，现在读来都觉得振聋发聩，可当时这书只能偷偷传抄，直到四年后才在日本正式出版。 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浏阳办算学馆，听说《马关条约》签订的那天，这个平时儒雅的书生把茶杯都捏碎了，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的诗句后，就带着学生们上街演讲去了。 湖南新政那两年，谭嗣同简直像上了发条。 在时务学堂教学生“民权公理”，气得守旧派王先谦跑到巡抚衙门告状；又拉着黄遵宪组建南学会军，每天带着士兵在操场上练洋操。 本来以为有光绪帝撑腰能多干几年，没想到1898年8月刚进京，9月就出事了。 那天夜里他冒着大雨去法华寺找袁世凯，想让对方出兵保护皇帝，后来才知道这步棋走得有多险。 刑场设在菜市口那天，谭嗣同穿着那件旧棉袍，脸色苍白却站得笔直。 刽子手行刑前问他有没有遗言，他笑了笑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妻子李闰哭着挤到前面想摸他最后一下，被差役拦住时，他突然喊出“这样一个国家，多一个孩子就是多一个奴隶”，这句话让周围的哭喊声都停了。 后来有人数过，刽子手一共砍了30刀，血溅在地上凝成黑红色，围观的人群里有人扔菜叶，也有人偷偷抹眼泪。 孙中山后来在演讲里总说，谭嗣同是“中国革命第一烈士”，秋瑾办《中国女报》时，每期都要登一段《仁学》的节选。 现在国家博物馆里还藏着他那件带血的囚衣，布料上的刀痕密密麻麻，讲解员说这些痕迹和史料记载的30刀完全吻合。 去年去湖南档案馆参观，看到他绝笔诗的手稿，字迹虽然潦草却透着股韧劲，突然明白为什么梁启超说“谭浏阳之死，天下震动”。 如此看来，谭嗣同的死从来不是结束。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今天我们谈论民权思想，总能看到他当年“冲决网罗”的影子。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本可以像父亲一样安稳做官，却偏要选最难走的路。 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或许就是我们今天还在纪念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