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陈全钢在送信途中暴露。越军对他穷追猛赶，他走投无路，抱着枪从光溜溜的石陡坡滚了下去…… 1979年2月17日战争打响，368团5连一排冲锋在先，很快拿下八姑岭地区的815号高地，并把消息报回连部拇指山阵地。越军反扑来得快，一排被迫转到旁边的15号高地，通信立刻中断，连长急需知道一排确切位置，避免影响全团行动。 这任务就是在鬼门关走一趟！当时368团要牵制越军“决战决胜团”677团，八姑岭是茶灵方向的咽喉，一排30多人困在孤地，全团108伤、107亡的惨痛代价已经摆在那 。之前派的通信员方炎权，刚出阵地10米就被冷枪撂倒，第二个被敌军高射机枪压得抬不起头，连半山腰都没摸到。 陡坡足有四五十米，光溜溜的连根借力的藤蔓都没有，陈全钢抱着步枪往下滚的瞬间，脑子里就拧着一股劲——信不能丢，命可以拼。碎石子像锋利的碎玻璃，瞬间划烂了他的军裤和上衣，后背、胳膊被蹭得血肉模糊，每滚过一块凸起的石头，五脏六腑都像被震得移位，疼得他眼前直冒金星，却死死把信纸按在胸口，连哼都没哼一声。 不知道滚了多久，他重重砸在坡底的乱石堆上，昏死过去前，耳边还能听见越军叽里呱啦的搜山声。等他被冻醒时，天已经黑透了，山风刮在伤口上，像无数根细针在扎，左腿肿得像根粗木桩，稍微一动就是钻心的疼，不用摸也知道骨头肯定伤了。 他挣扎着撑起上半身，第一时间摸向胸口，摸到那封被体温焐得温热、却皱得不成样子的信纸时，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半寸。方炎权倒下时溅起的尘土，第二个战友趴在地上动弹不得的背影，还有全团战友血淋淋的伤亡数字，一下子全涌进脑子里，他咬着牙骂了句“狗日的越军”，硬是靠着单手撑地，一点点往隐蔽的草丛里挪。 口袋里只剩半块出发前班长塞的压缩饼干，干得咽不下去，他就捧起地上积的雨水，混着嘴里的血腥味往下咽。伤口一直在流血，他扯下脖子上的毛巾，撕成布条胡乱缠在腿上，布条很快被血浸透，勒得腿发麻，可他不敢松，他知道，只要停下来，要么被越军抓住，要么就死在这荒山里，那30多个被困的战友，就真的没了指望。 越军的搜山声时不时从山坡上传来，有时候近得仿佛就在耳边，陈全钢只能屏住呼吸趴在草丛里，连大气都不敢喘。有好几次，越军的脚步声从他头顶经过，他紧紧攥着怀里的枪，手指扣在扳机上，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和越军拼了，绝不能让任务泡汤。 缓过劲后，他拖着伤腿，沿着山沟一点点往拇指山的方向挪。每走一步，都要忍受钻心的疼痛，地上留下一串歪歪扭扭的血印，裤腿早就和伤口粘在了一起，一动就是撕心裂肺的疼。可他不敢停，连部还在等消息，战友还在盼救援，全团的部署都卡在这封信上，他没有资格退缩。 整整五个小时，他从黄昏走到深夜，翻越了两道小山沟，躲过了三波越军的搜查，终于看到了拇指山阵地前的篝火。那一刻，所有的疼痛和恐惧都烟消云散，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了声“通信兵报到”，就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战友们赶紧把他抬回阵地，连长接过那封沾着血渍和泥土的信纸，看清一排的准确位置后，立刻调整部署，不仅成功和一排建立了联系，还调集火力打退了越军的反扑，守住了八姑岭这个关键咽喉。而陈全钢被送到后方医院时，浑身上下有二十多处伤口，左腿粉碎性骨折，光是手术就做了整整四个小时，躺了大半年才能勉强下床。 后来有人问他，明知前面是死路，为什么还要往下滚。他只是搓了搓手上的老茧，笑着说：“我是通信兵，我的命是小事，战友的命、阵地的安全才是大事，哪怕粉身碎骨，也得把信送到。”这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让人动容。 在那场残酷的战争里，像陈全钢这样的通信兵，从来都不是战场的“配角”。他们没有冲锋陷阵时的炮火轰鸣，却要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血肉之躯架起一条条生死通信线。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就倒在了送信的路上，可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身影，撑起了战场的“生命线”，为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们总习惯歌颂冲锋在前的战士，却常常忽略这些在背后默默牺牲的通信兵。他们和前线战士一样，抱着保家卫国的信念，迎着枪林弹雨往前冲，每一次出发都是与死神博弈，每一次送达都是对生命的守护。那些刻在他们身上的伤疤，不是伤痛的印记，而是最耀眼的勋章，见证着一代军人的赤诚与担当。 陈全钢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藏着最动人的坚守。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英雄从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关键时刻，愿意为了信仰、为了战友、为了家国，豁出一切的普通人。这样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这样的精神，更该一代代传下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