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刘国志被捕，他的五哥大惊，专程从香港飞到重庆，拿着一张空白支票送给了特务头子：“放了我弟弟，要多少钱，你自己写！” 特务头子徐远举捏着支票的手指微微用力，墨水未干的签名在灯下洇开一小片晕染，他以为这次终于能撬开这个“硬骨头”的嘴。 没人会想到，这个在渣滓洞牢房里蜷缩着的年轻人，曾是川南首富家的“七少爷”——定制西装的料子比特务的制服还挺括，燕窝鱼翅的香气能飘出三条街。 父亲是发电厂厂长，家族产业遍布川南，在那个多数人连糙米都吃不饱的年代，刘国志的童年里，连玩具都是银质的。 第一次在审讯室见面时，徐远举盯着他斯文的金丝眼镜，心里直犯嘀咕：这样的富家子弟，怕是挨不过第一顿鞭子。 直到老虎凳上的砖头垒到第三块，骨裂声像冰碴子在空气里炸开，刘国志咬得嘴唇渗出血，愣是没哼一声。 徐远举这才发现，自己低估了那双握着钢笔的手——握得住笔杆子，更握得住比钢铁还硬的骨气。 五哥刘国琪第一次来重庆时，提着一箱银元站在军统门口，以为“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算事”。 徐远举开出的条件简单：登报退党。 当时刘国志刚从刑架上被抬下来，后背的血浸透了囚衣，他看着五哥递来的报纸样稿，突然笑了，笑声里带着血沫：“哥，你见过跪着的灵魂吗？我不想做第一个。” 或许在1948年的重庆，很多人会觉得刘国志“傻”——放着香港的银行账户和安稳日子不过，非要在牢里写诗、鼓励狱友，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在给难友讲“明天”的故事上。 所以当徐远举拿出那份“只存档不登报”的悔过书时，连看守的特务都觉得“七少爷”该松口了。 五哥把纸和笔塞进弟弟手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签了，咱回家，爹妈还在等你。” 刘国志接过纸的手指却很稳，他看了五哥一眼，那眼神里有不忍，却更有灼人的坚定。 然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那张能换回性命的纸撕成了碎片，纸屑飘在牢房的霉味里，像一群不肯屈服的蝴蝶。 这不是简单的“不怕死”——在那个大多数人只求活命的年代，刘国志的选择像一把刀，剖开了“活着”的两种可能：一种是肉体的苟存，一种是精神的永生。 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七少爷”，为何会让钢鞭与老虎凳都屈服？ 或许答案藏在他藏在墙缝里的诗稿里：“我们有明天”——那个没有剥削、没有苦难的明天，值得用血肉去铺就。 1949年11月27日，歌乐山的枪响带走了28岁的刘国志，却让“明天”这个词在后来者心里生了根。 五哥刘国琪带着撕碎的悔过书碎片回了香港，晚年总对着歌乐山的方向发呆。 他始终没完全懂弟弟的选择，却在某个清晨看到报纸上“新中国成立”的标题时，突然明白了——那个被弟弟用生命换来的“明天”，终究是来了。
